《经济学人》特别报道，2009年12月5日

分而化之，各个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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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而化之应对全球变暖颇有魅力

在人为原因导致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中，仅有一半来自二氧化碳。其余的温室气体来源各异，包括氢氟碳化合物 (HFC)、黑碳（煤烟）、甲烷和氮化合物。将这些问题全部打包解决可以为《京都议定书》提供简洁的框架，理论上应使用单一的一组数据，即致力于全方位削减温室气体的国家排放标准，来解决这一问题。

《蒙特利尔议定书》于 1987 年开始实施，旨在阻止使用破坏臭氧层的氟氯化碳 (CFC)。该议定书原计划在 12 年内削减一半氟氯化碳气体，结果十年之内就实现了这一目标，为阻止全球气候变暖产生了巨大的间接利益。评论家指出，《京都议定书》的成效远远不及《蒙特利尔议定书》。氟氯化碳既是温室气体，也是破坏臭氧层的气体。据 2007 年的一份研究表明，《蒙特利尔议定书》阻止了相当于 1890 亿公吨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而截止目前，《京都议定书》仅减少了约 100 亿公吨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

《蒙特利尔议定书》比《京都议定书》的成效更为显著，原因在于其针对问题的规模易于管理，而且各种气体的本质和来源都相似。因此，一些人主张，关于温室气体方面的问题应当分而化之，各个击破，并根据不同协议来应对。

在人为原因导致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中，农业产生的甲烷和氧化亚氮约占 10%，其中多数气体来自牛羊打嗝。通过饲养计划和排气较少的饮食可以减少这些气体的排放。

黑碳是北极和喜马拉雅冰川地区的特定问题；它融化冰雪，从而导致吸收太阳热量的趋势不断增加。黑碳在导致全球变暖的因素中占 1/8 至 1/4。二氧化碳在大气层中停留数个世纪，但黑碳不同，可在数周内消失殆尽。因次，应刻不容缓地采取不同的减排措施。

黑碳的产生源自柴油发动机和燃烧木材、牛粪的原始炉子。一些机制适用于处理发电厂和工厂的大规模黑碳排放，却对农夫原始烹饪方法产生的黑碳作用微乎其微。因此，向村民提供廉价清洁的炉子将更为有效。

氢氟碳化合物，即工业煤气，是又一大罪魁祸首，其造成全球变暖的潜在能力是二氧化碳的 1440 倍。与氟氯化碳一样，氢氟碳化合物产生于为数不多的工业过程中，而且减排成本低、操作简单。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和其他一系列国家都已经表示支持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的规定来处理氢氟碳化合物。 那些赞成进一步全局考虑的人则认为，分散解决温室气体问题会破坏以整体方式解决问题所做的努力。但是，取得某些显著的削减成效总比没有任何成效要好。

《经济学人》特别报道，2009年12月5日

何需改变

摘自《经济学人》印刷版

前景虽黯淡，可以更加光明

那些不幸密切参与气候变化谈判的人员关于如何取得谈判进程的累累硕果并非毫无想法。一种改进的方法是避免试图一次性应对如此多的排放气体。另一种改进的方法是避免试图与如此多的国家进行谈判。

由 192 个国家共同参与的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会议由于成员众多而无法有效达成任何协议。但是，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 17 个国家会在主要经济体论坛 (MEF) 会面。该论坛由乔治·布什 (George Bush) 倡导组织并被普遍认为意在破坏《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结果证明主要经济体论坛是处理棘手问题的好论坛。因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应坚持原则的重要声明，将细节性的问题留给主要经济体论坛或其他小型团体处理。

谈判也将世界划分为两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依据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认为：所有国家均有责任，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一些国家要肩负更大的责任，这一点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执行该原则的方式则意味着发达（“附件 1”）国家承担减排的所有重担，而发展中（“非附件 1”）国家则可以从清洁发展机制 (CDM) 中获益并且根本不需要限制其温室气体的排放。

这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划分已经助长了一种我方－他方的对立态度，妨碍了谈判缔约，并强迫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国家结盟。17 年中，世界经济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例如，墨西哥和韩国均为非附件 1 中的国家，但同时也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 富裕国家俱乐部的成员。目前，非附件 1 中的国家普遍有各不相同的关注焦点。中国需要资金来减少产业气体的排放。非洲需要林业方面的慷慨举措。巴西拥有水力动力和生物燃料，因此需要支持开发这些资源的政策。煤是南非的经济基础，因此需要碳收集与碳存储方面的投资。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坚持这种划分，原因是它们已经从中受益匪浅，但一些中等收入的国家正在试图摆脱这种划分。Mario Molina 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也是成功组织减少损害臭氧的气体排放运动的关键人物。他表示：“墨西哥的主要目标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僵局中走出一条不同的路”。墨西哥已经做出承诺，沿着发达国家的发展路线，到 2050 年，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一半，并提议经济繁荣且排放量高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墨西哥）应该是“绿色基金”的净援助国。中国不热衷这种划分，但这种划分的吸引力却是与日俱增。

《京都议定书》构建的框架中存在的深入问题是忽略了几个至关重要的排放源，其中首要的是森林砍伐，约占人类温室气体排放的 12%，超过欧盟的减排贡献总和。应对森林砍伐也是降低排放量成本最低的方式之一。但是如何应对却是一个难题，这也是《京都议定书》将森林砍伐议题搁置一边的原因。

降低工厂的排放量意味着支付人们金钱，使其以不同的方式做事。相比之下，阻止森林砍伐则意味着支付人们金钱，使其不再做某事，否则他们就可能会做。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难道应该每年都支付人们金钱以阻止他们砍伐树木么？如果这样做，应该支付多少？而且，确切地说，应该支付给谁？是被砍伐森林的拥有者或占有者？还是世界上所有森林的拥有者或占有者？由于森林覆盖占地球陆地表面的 30%，所以用以支付所有森林的费用高得惊人，或者支付的费用不会高昂到足以保护森林最濒临灭绝的地区。

联合国“在发展中国家减少森林砍伐和退化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REDD) 的计划 — 哥本哈根会议讨论的主要模式 — 主张更多的限制方式。但是，反对者认为，这将产生不正当的动机。圭亚那总统 Bharrat Jagdeo 表示：“制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不能仅关注森林砍伐率高的那些地区，否则将会出现纰漏。伐木公司会把动机瞄准森林保存完好的国家”，正如同圭亚那所遭遇状况一样。构建一种合理的机制处理森林砍伐需要不同级别的费用支付：对于砍伐用于农耕的地区，支付费用较高；而其他地区则较低。

尽管困难重重，人们仍认为避免砍伐森林是减排至关重要的工具。例如，印度尼西亚表示，如果合理利用 REDD 计划，那么 20 年后，本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与 2005 年相比可以减少 40%。因此，关于禁止森林砍伐的协议，如果在哥本哈根难以达成，也将指日可待。

手持香槟，共同庆祝

世界各国政要将于下周齐聚哥本哈根，探讨世界经济中的除碳问题，这本身是件好事。现在人们普遍接受这一现实，即避免严重的气候变化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且在经济上是可以负担的。就资金和减排而言，对于达成协议需要什么，人人都有美好的想法。大多数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已经启动或已经承诺重大的减排计划，而且所有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已投入大量看得见的政治资金来避免严重的气候变化。

将于哥本哈根举行的峰会并不达成详细、全面而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我们希望并祝愿这次会议可以达成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事项：如政治协定，一经确定美国有关气候变化的立法，该政治协定将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以及某些特定方面的协定，如林业。

然而，即使哥本哈根会议圆满结束，与会者们在小美人鱼的故乡举杯庆祝，真正重要却是如何将这些国际协议在国家层面付诸实施。而且，即使进程已经制定，某些方面也会绕行弯路。关于碳定价所做努力太少，而补偿方面花费金钱则太多。由于政治分肥，这一系统正逐渐变得臃肿；而且，在对世界经济不造成严重危害的前提下，收受的政治恩惠越多，世界人民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机率就会越小。

但是，减排的目标仍然可以实现。大多数必要的技术都可以利用，经济学也可以奏效。最终，一切都将取决于选民及其政治领袖。有意愿的选民和有勇气的政治家意味着会出台更好的政策，而更好的政策将使人类能够以不可思议的低成本为地球的未来做出巨大改变。

《经济学人》特别报道，2009年12月5日

消除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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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如何就全球协议产生分歧

除了打着拯救地球的旗号外，哥本哈根会议及会下的争论还主要围绕排放量和资金问题进行。在这两个议题上，要想达成共识，就必须消除巨大的分歧。有关减排标准的主要分歧存在于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而有关资金问题的主要分歧则介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要确定减排幅度，就必须先确定减排目标，然后针对目前的状况向这一目标努力。今年早些时候，八国集团在意大利就全球气温不得超过前工业时期 2ºC 以上这一问题达成共识。为实现这一目标，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的计算标准，全球排放量到 2050 年必须减至 1990 年的一半。这就意味着到 2050 年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将减少 80%，相当于每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降至2 公吨。目前，美国人均排放量在 24 公吨左右，欧洲则为 10 公吨。

四十年的时间很长。各国政府能够同意达成这一长远的目标，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即使不能完成这一目标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因此，制定短期目标则更为重要。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统计数据表明，发达国家应该到 2020 年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实现减排 25-40%。但由于发达国家之前承诺的减排量目标已累计为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减排 15%，所以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将会很大（请参见图表 6）。

欧盟致力于减排 20%，而如果其他国家答应大幅减排，欧盟则愿意将减排目标提高到 30%。欧盟已经制定详细的计划来完成这一目标，包括降低国家排放交易体系的最高限制和监管汽车排放。日本新政府已经承诺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减排 25%，但却未透露如何对其进行管理。澳大利亚政府积极努力地通过议会完成立法。加拿大的排放量则持续增加。

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两周前，奥巴马总统宣布美国将于 2020 年在2005 年的基础上减排 17%，以完成《瓦克斯曼-马凯气候变化议案》的指标。这一减排目标相当于在 1990 年的基础上降低 4%，恰恰低于发达国家 25-40% 的减排指标。但其他国家却可能会接受美国的这一做法。参议院和布什政府的一贯态度使得美国的减排行动晚于其他发达国家，因此，美国必然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来追赶其他国家的步伐。美国谈判者提出的中期减排指标则更为夸张：2050 年的排放量在 1990 的基础上减少 17%，2030 年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减少 30%。美国气候变化特使 Todd Stern 称：“许多国家都过来跟我说：‘尽管我们对你们 2020 年的指标很不满意，但你们的减排方案非常不错。’”。

而其他国家也十分清楚，美国谈判者的态度由不断变化的立法立场所决定。如果参议院感到美国受到其他国家的摆布，就会有强烈的抵触反应。参议院曾以 95-0 的票数否决了克林顿政府商讨的京都协定。如果参议院认为奥巴马政府向国际压力屈服，它将否决的不仅是奥巴马政府的协议，同时也可能是立法。

在奥巴马宣布减排目标一天之后，中国也宣布了自己的减排目标，从而增加了美国参议院通过立法的可能性，并促进了哥本哈根会议中协议的达成。根据两年前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制定的“巴厘岛路线图”，发展中国家不需要给出具体的减排数字，但需要在国内倡议“国家适当的减缓和适应行动”。

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并且与美国在《京都议定书》上产生过分歧，所以中国在提出某些重要“行动”时都要承受巨大压力。中国已经提出到 2020 年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 40-45%。但中国这一减排目标与美国的期望值却有所出入。由于中国在现有政策的基础上可达到 40-45% 的减排量，所以美国希望中国的减排量达到 50%。但是，中国的这一指标只是初步承诺，并且至少给出了一个减排数，这多少也使其他各国感到宽慰。

假如所有参与国都能制定出其他国家认可且满意的方案，那么我们就具备了促使他们履行承诺的软硬两种约束力量。《京都议定书》理论上是一项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并且具有服从机制。但实际上却不起作用，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富国可以从前苏联各国购买“碳排放配额”来完成减排目标。但是，即使不存在这一交易，我们也没有有效的方法来制裁不履行承诺的国家，这是因为服从机制对未完成目标的国家的惩罚仅仅是要求他们在下一阶段完成更大的减排任务。

法国希望能够制定出一些更加有效的措施，例如，贸易制裁，较为客气的说法就是“国境税调整”。在某些国家看来，这些措施可谓一箭双雕，既能保证各个国家信守承诺，又能阻止富国的工厂向贫穷国家进行迁移。这种关税威胁在美国也有所发展，《瓦克斯曼-马凯气候变化议案》也纳入了国境税调整的相关条款。

金钱诱惑

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境税调整实际上是一剂毒药。中国商务部称这种措施“在气候变化的谈判中不会对任何国家产生帮助，因此中国对此强烈反对”。奥巴马对此问题也与中国持相同的立场。在美国众议院通过《瓦克斯曼-马凯气候变化议案》后奥巴马强调：“目前全球仍然深陷经济泥沼，全球贸易量已经大大减少，我认为我们必须十分谨慎，不要再发出任何贸易保护主义的信号”。

资金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履行承诺提供保障。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同意将提供资金纳入哥本哈根协议主要出于两个原因。第一是道义上的原因。人们普遍认为，发达国家应该负责偿还 200 年来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的代价，所以发达国家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第二个原因主要针对实际情况而言。除了中国，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因缺乏资金而无力投资清洁技术，因此如果他们得不到发达国家的资金援助，就不能进行清洁技术的投资。

中国认为，发达国家每年应该拿出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 或大约 4000 亿美元。而非盟希望非洲每年能够单独获得 670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则提议发达国家每年应该共同出资 1000 亿美元。欧洲委员会则计划于 2020 年提供 1000 亿欧元的资金支持。各国计划供应的资金数额之间的分歧甚至大于所提议的资金差额，这是因为中国和非洲仅仅考虑政府之间的资金供应，而布朗和欧洲委员会则在讨论政府与个人资金的联合。

我们无法获取客观的方法来确定发达国家应该偿还多少“气候债”。相对来说，要确定清洁技术的投入资金则更为容易。据国际能源机构的消息，2ºC 的气候目标需要每年 1 万亿美元左右的投资。世界银行称，其中 4750 亿美元的资金需要用于发展中国家。

许多国家都已针对如何筹集资金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墨西哥希望各国能够根据各自的排放情况和 GDP 共同建立一个 100 亿美元的“绿色基金”；挪威则建议将 2% 的碳市场排放配额进行拍卖，从中可以筹集到 150-250 亿美元的资金；经济最困难的国家则提议征收航空旅行税，这样可以筹集到 80-250 亿美元；世界银行则计划建立 50 亿美元的气候投资基金。所有这些计划可能会筹资 600 亿美元，但仍然存在很大的资金缺口。

如何能够填补这一缺口呢？牛津大学史密斯企业与环境学院的 Cameron Hepburn 说：“我们可以利用私人资金。发达国家的政府都面临各种各样的财政压力。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动员其巨大的资本市场来最大程度地筹集资金”。并且私营部门投资的使用效率可能比政府之间所供应资金的效率更高。

目前尚未出现较多私营企业投资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设备的迹象。但这并不是痴人说梦。能源设备是一项长期投资，应该适合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这两项基金的资产分别高达 12 万亿美元和 3.75 万亿美元，我们应该能够从这两项基金中筹得所需资金。

但是，发展中国家首先需要实施“国家适当减缓行动”。而中国才刚刚起步，资产达 2000 亿美元的荷兰养老基金 APG 已在中国成立了能源效率基金，这是因为中国政府所实施的刺激政策对其非常有利。APG 可持续发展主管 Rob Lake 说：“该基金使中国的金融环境有所改观”。

但是中国并不缺乏资金。资金问题主要存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和通货风险使国外投资者望而生畏。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地考虑应该如何减少这些风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大型养老基金集团 P8 和其他机构投资商联合制定了一项关于如何使用公共部门资金来促使更多私营部门投资发展中国家清洁技术的报告；世界经济论坛也发布了另一项报告；Lord Stern 则制定出第三项报告。

人们普遍认为，要想最有效地利用发达国家向贫穷国家提供的公共部门资金，就必须确保私人资金能够抵御通货的不稳定性和政府的不可靠性所带来的风险，以及清洁技术投资政策无法在政治变动中存活下来的风险。世界经济论坛的 Dominic Waughray 说：利用公共资金筹集私人资金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促使经济转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是二战后欧洲使用马歇尔基金进行重建的模式。但它仍然颇具争议。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怀疑这是发达国家将资金撤出贫穷国家时用以推卸责任的诡计。他们比较支持将资金直接注入其国库的想法。

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有关这一问题的分歧依旧很大。很显然，某些问题在哥本哈根会议后会依然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国会放弃达成协商的想法，而是表明我们在下一年度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果世界各国能够换种思维方式，这项工作就会相对容易一些。

《经济学人》特别报道，2009年12月5日

长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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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气候变化，中国的机遇与风险并存

与美国领导者相比，中国的领导者很少受到国内立法机构的羁绊。因此，中国政府很容易灵活转变其原来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大约三年前，中国开始淡化强烈抵制任何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观念。现在，中国似乎正在全力以赴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

这种态度转变的原因之一是国家逐渐意识到全球变暖对本国的危害。季风的强度似乎正在减弱，远远到达不了内陆地区，从而导致沿海地区遭遇暴雨。结果，中国东南部洪水泛滥，而西北部却干旱少雨。与此同时，中国的领导者深切地担忧青藏高原上不断融化的冰川。青藏高原不仅孕育了恒河、印度河、布拉马普特拉河、湄公河，同时也是长江和黄河的发源地（如图所示）。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肩负全球责任的意识越来越强。中国不仅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现在还将自己视为，同时也被视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希望与其他大国携手应对全球的重大问题，如经济危机、核扩散和气候变化。

第三个原因是出于对能源安全的考虑。虽然中国煤炭资源丰富，但也是一个能源进口大国。中国石油进口的飞速上升以及 2005 年，中国规模最大的海上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CNOOC) — 竞购美国优尼科 (Unocal) 石油公司企图的挫败，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对于过度依赖国外化石燃料的忧虑。在能源需求多样化的驱动下，中国进一步加强了对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第四个原因则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京都议定书》是促使中国改善其经济活动的因素之一。中国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 已经接受了 20 亿美元的金额，这笔资金是“清洁发展机制”经手的资金总额的一半，用于清洁生产工艺过程并提高清洁能源的产量。预计中国吸收来自“清洁发展机制”的资金将于 2012 年达到 80 亿美元。

但一个更为长期的经济因素是，中国转变了其经济增长的思维模式。过去，中国竭力发展经济，并没有看重来自减排方面的压力。控制环境污染的努力建立在各级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机制（优先考虑发展经济）上。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被调整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与此同时，领导层已经开始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自从温家宝担任总理以来，中国领导层已经尝试以更加长远的目光拓展经济发展的定义，而不是将解决方案仅限于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数字所包含的意义本身：经济发展的重点是“构建和谐社会”以及“科学发展”。但没有人清楚后者的含义。温家宝总理最近提出构建“资源利用更高效、环境更友好的社会”，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多次提到构建“低炭经济”和“绿色经济”的社会。

国内部分地区的环境污染状况可能有助于阐释这一思维的转变。污浊的空气和水源造成人员死亡并损害胎儿健康，引起受污染地区居民的不满。通过减少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政策能够帮助中国各大城市净化环境。

这种观念更具吸引力的是，清洁能源可能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来源，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中国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其在电脑网络革命中错失了宝贵机会。中国生产电脑硬件，但美国公司却拥有绝大部份珍贵的东西，即软件的知识产权。林江 (Lin Jiang)是旧金山能源基地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的主任，他说：“你不可能靠生产袜子和玩具来致富”。“他们正在寻找下一个能给经济带来快速增长的行业。清洁能源显然具有巨大的潜力。而且，截至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在这一领域处于主导地位。这是一个完全开放的领域”。胡安刚 (Hu Angang) 是清华大学的经济学家，他把清洁能源称为“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机会。中国将成为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生物能源市场、洁净煤市场、核能市场、碳交易市场、环境技术市场、低碳经济体、低碳产品出口国和低碳技术的创新者”。

中国政府正在朝清洁能源的方向迈进以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2006 年制定的五年计划中设定的目标是，到 2010 年底，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浓度减少 20%。这一目标最初进展比较缓慢，但到去年年底，减排实现了 10%，现在正朝着 20% 的目标努力。据林先生称，20% 的减排目标意味着到 2010 年，每年将减少 15 亿公吨的碳排放量。这比美国《瓦克斯曼-马凯气候变化议案》中限定的 2020 年美国国内产业的减排目标还要高。中国已经相对提高车辆能源能效的标准（请参见图表 5）。电动车制造商能获得政府很高的补贴（一辆汽车补贴 8800 美元，一辆公交车则补贴 7.35 万美元），而且，中国政府计划到 2012 年实现电动车年生产 50 万辆的目标。

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变化最为明显。2005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为生产和利用可再生能源的企业提供补贴的法案，该补贴大约是煤标准的两倍。对于风力发电，设定的目标是到 2020 年风能产能达到 20 吉瓦。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产生的效果非常显著：到今年年底，原定目标可以提前实现，2020 年的新目标是 150 吉瓦。林先生表示：“现在的情形就像淘金热”。同样的，这一法案设定的太阳能发电目标，也从原来的到 2020 年达到 1.8 吉瓦提高到 20吉瓦。

目前，风力发电仅占全国发电量的 0.4%，煤炭发电占 80%。尽管中国政府不像美国总统那样面临来自立法机关羁绊，但有时也需要竭力将既定政策落到实处。因此，如果能够说服中国各级政府，使其认同绿色能源能够带来经济增长，领导层就会支持这一政策；而且，中国领导层似乎也热衷于促进绿色能源的发展。

因此，中国与美国同样追求“绿色工作”。美国政府已经承诺“绿色工作”是其通往经济复苏之路的一部份。在技术和资金方面，美国的优势非常显著；但中国也有两项实现该目标的优势：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一种领导权 — 不为每四年选举一次所束缚。中国可以长期致力于一个目标，这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经济学人》特别报道，2009年12月5日

全球变暖，谁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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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指望民意支持缓解气候变化

美国人支持限制排放的观点。Pew 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re) 于10月份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0% 的受访者支持限排，39% 的人反对限排。其他民意调查则显示了更高的支持率。但是，这种表面热情受限于诸多因素的影响。

首要因素是价格敏感度。8 月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8% 的人表示支持每月提高 10 美元电费的“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体系，但是，当电费提高到 25 美元时，支持率则下降到 39%。

第二个因素是普遍存在的无知和冷漠。在 Pew 进行的一项“是否了解支持限排的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体系的民意调查中，近半数受访者表示了解，而 55% 则表示从未听说过。在 9 月份的盖洛普 (Gallup) 民意调查中，1%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环境问题，而 26% 则认为是医疗保健问题，29% 认为是经济问题。

第三因素是怀疑论的倾向越来越显著。Pew 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全美人口中，认为存在确凿证据可以证明全球气温正在上升的人数从 2008 年 4 月的 71％ 降至 2009 年 10 月的 57％。在此期间，认为气温上升应归咎于人类活动的人口比例也从 47％ 降至 36％。

人们这种态度转变很难归咎于科学的发展。倒更可能是经济状况改变所导致的结果。人们比较贫困时，可能就不太乐意支持要让他们花钱的政策。但要以牺牲地球的未来为代价而达到其自肥的目的，他们也不会心安理得。怀疑论将他们从自私自利的自我谴责中解脱出来。

人们的观念在经济衰退期间已经发生了转变（这种变化也可能是经济衰退的结果），这一观点得到其他国家数字的支持。欧盟委员会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将气候变化视为世界上最严重问题的欧盟公民的人数，从 2008 年春季的 62% 降至 2009 年 7 月的 50%。同一时期，将经济衰退视为主要关注对象的人数从 24% 升至 52%。

与此同时，在澳大利亚，Kevin Rudd 支持减排的政策帮助其赢得了 2007 年的大选，这可能是气候变化问题在国家选举中首次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据澳大利亚的罗伊研究机构 (Lowy Institute) 7 月份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已经做好准备承担“巨大代价”以应对全球变暖的选民比例已从 2006 年的 68% 降至 7 月份的 48%。

《经济学人》特别报道，2009年12月5日

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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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气候变化法案出台受阻

在美国参议院能源与自然资源委员会就美国提议的气候变化法案听证会上，来自田纳西州的保守共和党参议员 Bob Corker 告诉与会者：“这一法案意味着我们正在转移美国企业和公民的财富……以提高碳价并使资金流向国外。

通常情况下，来自华盛顿州左翼民主党参议员 Maria Cantwell 与 Corker 先生的观点不同，但她的思路却与 Corker 先生相似。在费用方面，她说国家环境保护局曾经做过估计，美国每年会慷慨地向其他国家投入 1.4 万亿美元来为议案中规定的补偿提供援助。“我们能用这笔资金在国外买到什么？难道我们就不能将这笔资金用于开发本国的技术”？参议员 Corker 相当肯定外国人会与美国做生意。“当你有 1 万亿美元的时候，全世界的小商小贩都会与你做生意”。

经过布什政府长达八年的抵制后，美国可能要强制控制国家温室气体的排放。众议院已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又称为《瓦克斯曼-马基气候变化议案》）。该法案由两位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人发起，即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主席亨利·瓦克斯曼 (Henry Waxman) 和能源与环境小组委员会主席爱德华·马基 (Edward Markey)。

这项议案在平衡环境学家和商业的需求方面艰难前行。其目标是到 2020 年实现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比 2005 年下降 17%，或比 1990 年下降 4%。以其他富裕国家的标准来看，这一目标并不高，但在美国却因为其会有损经济发展而备受攻击。如果“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体系的设计纯粹是为了效率，那么，所有的温室气体排放许可权都应进行拍卖，这也是奥巴马所希望的。但由于委员会的让步，该系统获得通过时，温室气体排放权中已有 85% 被计划首期免费送出（尽管部分免费送出的排放权价值会以折扣退款的形式返回到能源消费者的手中）。

即便如此，该议案仍在挣扎以求通过。当初，该议案仅以 7 票通过众议院，现在却被参议院搁浅。Kerry-Boxer 法案（《瓦克斯曼-马基气候变化议案》的参议院版本）由于诸多因素也未能获得通过。原因之一是医疗卫生问题，其占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还使党派之间产生了隔阂。“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体系先前的拥护者、共和党人 John McCain、Richard Luga 和 Lisa Murkowski 现在已经不愿迁就总统的意愿。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公众的态度。

参议院席位的分配也没有起到作用。与内陆居民相比，沿海地区的居民更愿意支持缓解气候变化。原因是他们更自由，对煤的依赖较少，也因为他们更担心飓风的影响和不断升高的海平面。但是，由于沿海各州的人口远远多于内陆各州的人口，而每个州在参议院只能有两个席位，所以，沿海居民的意愿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代表。在参议院，议案得票率只有达到 3/5 才能被通过，且仅仅代表全国总人口 11% 的参议员就能阻止该议案的通过。然而，该项议案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遭到太多有权势商人的极力反对。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瓦克斯曼-马基气候变化议案》的发端大都还是企业界努力的结果。2007 年，由希望立法的环境组织和公司创建的美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组织 (USCAP) 提出了“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议案，该议案与《瓦克斯曼-马基气候变化议案》很相似。部分公司，如爱克斯龙电力公司 (Exelon) 和 PG&E 公司都是电力事业公司，很少或几乎不使用燃煤发电；还有一些公司，如通用电气公司 (GE) 和阿尔斯通电力公司 (Alstom) 都是设备提供商，它们要求客户购买新的配套设备以从中获益。

睡熊惊醒

但是石油公司和能源密集型生产商趋向于畏惧碳总量管制。一旦议案开始通过国会，这些公司就纷纷开始行动。美国爱克斯龙电力公司的 Elizabeth Moler说：“这就像戳醒一头沉睡的熊”。爱克斯龙电力公司是美国最大的核能发电公司。颇具影响力的贸易协会，如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美国石油学会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以及美国商会 (US Chamber of Commerce) 都开始极力反对这项议案。

能源公司的反对呼声在华盛顿特区的反响比较强烈和直接。据响应性政治中心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的数据，在全国 13 个部门中，能源产业用于公关游说的资金占据第四位。今年前十个月中，能源行业斥资 3 亿美元收买华盛顿特区的 2255 名说客。在国会中，其用于该议案反对者的支出是用于议案拥护者的两倍。

如今，人们都认为“地球自焚”是一种不合适的说法，但这并没有否认全球气候变暖。公司的评论倾向于“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是一剂错误的药方。一些公司，如 ExxonMobil 公司，实际上主张征收碳税（不可能付诸于现实）。

温室气体排放权不是通过竞价拍卖而是拱手送出，这一做法备受抨击。议案最具争议的是对于使用“补偿”的慷慨规定，正如参议员 Corker 和 Cantwell 履行的那样。“补偿”在发展中国家很普遍，因为其可以提供收益；对于富裕国家的企业来说，“补偿”则可以降低合规性的成本。据美国环境保护局称，如果没有“补偿”所做的贡献，“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体系下的碳价格将会是今天的两倍。

然而，人们对“补偿”的真实性深感忧虑。部分原因是“补偿”易被用作幌子，但主要原因还是更深层次的哲学道理。“补偿”基于“额外性”，即温室气体排放权的发放旨在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否则就可能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京都议定书》开创了大多数国际补偿，在其清洁发展机制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中，项目必须经过清洁发展机制执行委员会的认证以确保能够实现“额外的”温室气体减排。

但是，斯坦福大学的环境法专家 Michael Wara 认为，清洁发展机制执行委员会不可能知道其认证的项目会不会实现“额外的”温室气体减排，但也确实有一些已经得到资助的项目看似可能会实现减排目标。他引用了中国在清洁发展机制的资助（间接地由欧洲消费者资助）下建立的二十多家燃气发电厂。鉴于中国很久以前就宣称其能源多样化、不再使用煤来发电的原因与气候变化无关，Michael Wara 认为，即便没有清洁发展机制的资助，这些发电厂的建立也是必然。因此，发电厂的减排并不是“额外的”。参议员 Corker 也表达了他对“补偿”的怀疑态度。“那并不是一个市场”他说，“而是虚构的爱丽丝奇遇记”。

《瓦克斯曼-马基气候变化议案》对美国的经济覆盖面超过排放交易体系 (ETS) 对欧洲的经济覆盖面，对“补偿”更加慷慨大方。Wara 先生表示，其结果是美国补偿市场的规模将是现有清洁发展机制市场的 20-50 倍，可能引发诸多问题。最近，清洁发展机制委员会的批准率有所下降，原因是该委员会决定不再发放不合理的排放权。要达到美国承诺的市场规模，就有可用“补偿”不足的风险，或遭到质疑。来自怀俄明州的能源委员会共和党参议员 John Barrasso 预计，市场将会“充斥着绿领犯罪”。

谈“市”色变

自“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体系出台以来，有关补偿性及其反复无常性的争论就日益激烈。但是今年，该体系的拥护者却面临一个新的问题：普遍存在排放权后的危机对市场的敌意。美国国家能源政策执行主任 Jason Grumet 多年以来一直推行“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法案，他表示：“对市场的不信任是一个重大挑战，该挑战不亚于出于成本顾虑通过气候变化的法案”。众议院则对议案进行了修订，来限制由碳衍生出的交易，从而缩小了银行的收益范围，也减弱了市场的有效性。

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 Murkowski

新生市场机制的怀疑论使许多碳减排的拥护者陷入某种绝境。Grumet 先生在参议院能源委员会上表示，“毫无疑问，碳税更易于执行”，“如果两党真诚合作，携手支持，该举措将能顺利开展”。可是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

参议院多数派领袖 Harry Reid 表示明年春季将举行全面的经济议案投票。但鉴于对这一体系的反对，投票的任何结果都有可能出现。其一是管理制度。根据最高法院的决定，美国环境保护局需要依据《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 将温室气体作为污染物进行管制。这一前景让企业着实感到担忧，因为这加大了立法的机率。其二是效用更为有限的“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体系（覆盖各种发电厂），发电厂认同这一观点，但强烈抵制该观点的石油工业除外。

明年秋季将举行期中选举，针对如此敏感问题的议案必须在夏季之前通过决议。这绝大部分取决于总统：如果总统拒绝考虑《瓦克斯曼-马基气候变化议案》，那么美国可能会出台削弱版的二流政策。如果不这么做，美国可能更糟或一无所获。

《经济学人》特别报道，2009年12月5日

收敛胃口的吸血鬼

摘自《经济学人》印刷版

一个钻孔配件如何节省价值 20 亿美元的电能

人们接入家庭或办公室电源插座的众多电子设备中，最不起眼的要数电源适配器。它是位于插头和设备之间的盒装物体，有时与插头合为一体。其功能就是将来自电源的高压交流电转换成低压直流电，以供手机、笔记本电脑、iPod 和其他电子产品的使用。目前全球正在使用的此类设备达 50 亿个。

直到最近人们才开始使用铜线进行这种转换。通常情况下，铜线从墙壁获取的半数电能，有时甚至是 80% 的电能都在转换过程中流失。因此，电费和碳排放量都比所需的水平要高。

使用集成电路进行转换的效率要高很多，其电能损失率仅为 20%。这种技术已经问世多年，而且成本仅高出铜线技术 30% 左右，但由于市场因素，生产商没有足够的动力进行工艺的转换。电源适配器价格低廉，通常不超过 2 美元。电器制造商往往喜欢从中国台湾或大陆的公司购买这些产品。每件产品报价的分毫之差都将决定合同的归属。由于消费者在选购手机或笔记本时不会考虑耗能问题，所以生产商往往坚持使用铜线。

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 (Natural Resources Defence Council) 和能源咨询机构能效咨询公司 (Ecos Consulting) 于七年前将制造商、电力公司和州政府以及联邦政府聚集起来，共同商讨转换集成线路的问题。美国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制定相关规范。一旦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接受集成线路适配器，这种适配器就可迅速遍及全球，原因是美国市场不接受的产品，生产商往往也承受不起。

这一转换可以使消费者负担更少的电费，并且使用更小、更轻的电源适配器。而且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全球每年可减少价值 20 亿美元的电力消耗，这样就可使全球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1300 万公吨，相当于关闭八家燃煤发电厂。

能效咨询公司的 Chris Calwell 说：“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更多节约之道可以利用”。大屏幕电视、有线及卫星电视机顶盒以及电池充电器的潜力最大。很多被能效专家称为“吸血鬼”的电器，即便其内置设备已完成充电，它却仍然继续耗电。

《经济学人》特别报道，2009年12月5日

政策种种，好坏不一

摘自《经济学人》印刷版

中国在网络设备领域实现了巨大飞跃

我们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政策措施来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政策调控、碳定价和资金补贴。政府部门通常热衷于“貌似零成本”的政策调控，经济学家则更倾向于“高效率”的碳价，而商人则对“能够获取政府拨款”的资金补贴情有独钟。

政策调控对于市场运作不佳的领域大有裨益。由于建筑商通常无需为能耗买单，房主在购房时也只是考虑房屋的景致与外观，并不关注节能问题，所以楼房的设计很少以节能为理念。家用电器也是一样，大多数家电所消耗的电量都不足以影响消费者的选购。规章制度的细微变化可以降低能源消耗，但不会过度扭曲市场。据 McKinsey 介绍，仅仅完成规定温室气体减排量的三分之一便可切实起到节约资金的作用。

但是，完成三分之二的减排量却不一定省钱。公司只有进行投资，引进价格更高而且更清洁的技术才能实现规定减排量的三分之二。而公司只有在政府的强制要求下，或在政府通过碳价对污染性产品和生产征收税款，或对清洁产品和生产提供资金补贴的前提下才会进行投资。

政府无需对碳定价制定管理决策，而管理人员则可以在降低碳消耗的不同方法中进行选择。据未来自然资源的 Carolyn Fischer 和美国能源信息署署长 Richard Newell 发表的一篇文章介绍，“碳价格”的效率大约是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标准（要求电力公司所销售的一定比例的电力来源于可再生能源）的两倍，并且是可再生能源补贴效率的 2.5 倍。

碳价可以通过碳税或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系统进行控制。欧洲已经具备这一系统，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正在尝试建立这一系统。挪威和瑞典已经开始征收碳税，法国不久也会效仿（尽管碳税在这些国家经济中的征收面很小）。欧洲委员会目前正在考虑碳税问题。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但碳税相对来说则更为简单和稳定。

碳的价位比如何对碳定价更为重要。碳价只有足够高，才能向企业发出正确无误的信号。《斯特恩报告》的作者、思科和格兰汉姆研究所的资深顾问 Dimitri Zenghelis 表示，要想达到 450ppm 的目标，就需要使当前 40 美元的碳价到 2050 年翻一番，与此同时，也需要考虑诸如电气标准和研发支持等非价格政策。

欧盟于 2005 年制定的“排放交易方案”(Emissions-Trading Scheme, ETS) 是迄今为止为设定碳价所做的唯一一次大规模尝试。据“排放交易方案”的规定，欧盟各国都将获得国家碳排放配额，然后再将获得的配额分配给五大污染性行业的 1.15 万家工厂。公司之间可以进行配额买卖，也可以从发展中国家购买“核证减排量”以达到《京都议定书》中“清洁发展机制”的总量管制要求。

欧洲的旗舰

“排放交易方案”在全球碳市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预计本年度全球碳交易额将达到 1220 亿美元左右。“排放交易方案”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以使发电和工业生产从高碳向低碳转变的中坚力量。印度的风力发电厂、巴西养猪场收集沼气的计划、印度尼西亚的植树造林工程、中国的回收工业气体设备都能够得到“排放交易方案”的资金支持。

虽然“排放交易方案”的实施时间不长，但对碳排放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麻省理工学院 2008 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在“排放交易方案”实施的前三年中，碳排放量比未实施这一方案之前的碳排放量减少了 1.2 - 3 亿公吨，也就是说，每年减少了 2-5%。

近来，电力公司和发电厂商在制定投资决议时都将碳价纳入考虑因素。每吨 15 欧元（22 美元）的碳价足以促使电力公司为获取更多利润而放弃煤炭并采用天然气进行发电，但碳价在推动电力行业的改革创新方面却力不从心。

该死的政策！碳价由欧盟委员会和各成员国达成的总量管制决定。最初，各成员国为谋求更多的排放权利而过高地设定了各自的排放量，结果导致碳价低于委员会的预定值。2008 年开始，碳排放配额进入第二个阶段，各成员国之间由此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都希望获得比邻国更多的排放许可。一些国家向委员会提出抗议并于 2009 年 9 月获得委员会的批准。碳价再次下跌。

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政治意愿的缺乏，欧洲未来的碳价水平预定值在今年得到了显著下调。即便是美国制定的碳价也不可能高到足以产生不同效果的程度。据美国环境保护署的消息，立法大会目前正在考虑将 2010 年的碳价设定为每吨 12 美元，到 2020 年增长到 20 美元。这样的价位本身就不太可能刺激更多新的投资，因此，如果美国想要削减碳排放量，就必须重点依靠资金补贴。

其中一些资金补贴存在很大争议。对大多数公司而言，独立进行新能源技术（例如，碳收集和碳存储技术，允许继续使用煤炭进行发电）的基本研发工作存在很大风险。而新能源技术可以带来相当大的社会效益，值得政府给予相应的支持。但是，政府目前所提供的资金补贴已经远远超出其所能产生的效应。

政府目前已经投入巨额资金鼓励低碳技术的研发，尤其是风能和太阳能技术。新能源金融公司主管 Guy Turner 表示：“这些政策并不是特别高效，但却相当有效”。1990 年至 2000 年期间，欧盟可再生能源占新增电力装机容量的 29%，与 2000 年至 2006 年期间相比，可再生能源的所占份额提高了 50%。

可再生能源的价格非常高昂，其中最能反映这一点的就是碳价。在投资颇有价值且不需要资金补贴的可再生能源时就需要考虑碳价因素。据新能源金融公司的消息，陆上风力发电需要碳价达到 38 美元，海上风力发电需要碳价达到 136 美元，太阳能电池板则需要碳价达到 196 美元。欧洲的目标是 20% 的电力来源于可再生能源，这实在是难能可贵。据伯明翰大学能源研究与政策学院院长 Richard Green 所言，碳的内在边际成本将达到每公吨 129 欧元，言下之意就是将如此巨大的财力投入到可再生能源补贴中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美国对国产玉米乙醇的资助计划就是浪费资金补贴的最好例证，该资助计划的配套政策就是对进口巴西相对便宜的甘蔗乙醇征收关税。这一计划导致全球食品价格上涨（因此加重了世界贫困人口营养不良的状况），使美国农场主从中获取暴利，同时也败坏了碳减排政策的名声；即使实现了减排，减排量也是少得可怜。

太阳耀斑

欧洲尚未制定这样一个损失惨重的政策，但西班牙的太阳能资金补贴政策却是一个败笔。其太阳能上网电价政策于 2007 年开始实施，该政策向发电商提供每千瓦时 44 欧分的电价标准。燃煤发电厂每千瓦时的发电成本大约是 4 欧分。这项上网电价政策本来是用于 100 千瓦及以下的小规模项目，但发电商发现，如果他们将 100 千瓦的模块密集成一排，就可以将小规模项目做成大规模项目。

除西班牙的生产商外，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商德国和中国也都从中受益匪浅。去年，西班牙垄断了全球 40% 的供应量。西班牙政府计划到 2010 年建成 400 兆瓦的太阳能容量，但目前就已经实现了 3 吉瓦。西班牙政府对于这一结果不知所措，于是宣布从 2008 年 9 月 29 日开始将电力价格下调到 32 欧分。新能源金融公司 (New Energy Finance) 太阳能分析学家 Jenny Chase 表示：“这里存在诸多弊端。如果在 9 月 29 日之前将单个模块连接到电网，那么整个项目就可以获得融资。所以，这些模块的转手交易可以获得巨额利润”。结果，西班牙太阳能市场在 9 月 29 日后崩溃。

西班牙太阳能行业的破产打击了众多硅片生产商，其中包括全球的硅片生产设备厂商和电池制造商。整个行业的价格下跌了 30-40%，太阳能公司的股票价格在 2008 年下降了 50-75%，今年稍有起色。在过去一年里，西班牙太阳能行业的失业人数高达两万左右，其他一些行业的情况则更为严重。

与美国不同的是，欧洲的能源资金补贴因德国反对而不包括原子能（但随着近来 Angela Merkel 选举的胜利，这一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原子能比煤和天然气要昂贵得多，但其可能会比大多数可再生能源便宜 — 尽管如此，由于政治上的反对，在最近几年里西方国家很少建立核电站，因此没人敢对此做出保证。但原子能确实具备规模效益。对于可再生能源来说，一吉瓦是一个相当大的电量，但对于原子能来说，这只是一个基本单位。

目前，可再生能源行业的资金补贴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投入速度都要快，这主要得益于为应对经济危机而发放的刺激资金。各国政府都已经出台了各自的经济刺激计划，用以拯救世界经济和地球。据新能源金融公司的统计，全球绿色刺激资金累计高达 1630 亿美元左右，其中美国和中国就花费了 1000 多亿美元。为提高能源效率而耗费的资金占四分之一左右，成为最大的一项开支。电网发展的补贴资金紧随其后，占总金额的五分之一。

绿色刺激资金注入缓慢。今年下半年经济开始复苏时，美国才开始发放刺激资金。部分资金已经用于扩大风能和太阳能的税收抵免范围，并将部分税收减免计划转变成资金补贴。因此，美国的风能开发商一旦连接到电网，便能获取项目成本 30% 的补贴。这一刺激计划将于明年年底完成。

Clover 先生对可能产生的影响深感焦虑。他说：“估计 2010 年将会出现大溃退。比较危险的因素就是将需求提前，这是美国市场的主要特点。我们目前已经经历了几轮资金补贴周期 —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整个行动却完全停滞下来。所有人都期待监管制度能够长期稳定”。他希望联邦政府能够强制要求发电厂执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这一制度要求生产商所销售的所有电力中必须包含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电力。

据新能源金融公司的推测，今年全球绿色刺激资金实际支出的金额仅为 240 亿美元，2010 年再次支出 580 亿美元，到 2011 年将会进一步支出 560 亿美元。这样看来，刺激资金如此缓慢的注入速度将无法缓解 2008-2009 年的经济困境，并且在几年之内有可能会引发另外一场通货膨胀。

《经济学人》特别报道，2009年12月5日

消逝的绿色

投资者为何抛弃清洁能源

英国石油公司 (BP) 在 2000 年采用的宣传口号“超越石油”(Beyond Petroleum) 精彩夺目，令人难以忘却。该口号将公司名称与鲜花/太阳所标志的光明、清洁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其体现就是远离化石燃料。然而，其结果却令人深感遗憾，英国石油公司不再热衷于清新的绿色草地了。

英国石油公司坚持认为可再生能源在其战略中的地位并未改变，但承认对其投资将从 2008 年的 14 亿美元下降至今年的 5 亿至 10 亿美元之间。公司正在出售部分可再生能源资产（包括在印度的 3 个风力发电场），并且削减了在西班牙和美国的太阳能电池的制造产能。公司仍在认真对待的一种可再生能源似乎是生物燃料。

同样在可再生能源上下了重注的壳牌石油公司则承认其战略已经发生转变。在今年早些时候，时任首席执行官的 Jeroen van der Veer 在提到风能、太阳能和氢气时表示，“我不期望这些业务在公司得到大的发展”。对于可再生能源的进一步投资，他表示将以生物燃料为重点。今年五月份辞职的壳牌石油公司天然气和发电业务主任 Linda Cook 表示，风能和太阳能“要奋力与我们投资搭配中的其他投资机会进行竞争”。

尽管决策者们大会小会开个不停，力促世界奔向绿色未来，但投资者们已经与绿色能源渐行渐远。一位出席今年五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气候变化问题世界商业峰会的商人道出了实质：“依照惯例，讨论小组中都是大批政要，观众仅限于御用记者和公关人员等。那里没有真正的代表。”

清洁能源产业正在经历难熬的一年。该产业的投资在 2008 年底急剧降低，股价（请参见图表 2）也是如此。私募资金和风险投资形式稍好，但也好得非常有限。据咨询公司新能源财经 (New Energy Finance) 首席执行官 Michael Liebreich 称，2009 年初形势堪忧。

该产业遭受了非常严重的信贷紧缩。几乎可以明确地说，可再生能源运行费用低廉，但前期投入较高。由于它们是带有长期预定义收入来源的管制资产，特别适合债务融资，因此倾向于拥有高债务股本比（通常为 80-20）。“一旦项目失去融资支持，就会出现问题”，汇丰银行替代能源资产研究主任 Robert Clover 说。他指出，在危机中损失惨重的部分银行，如苏格兰皇家银行 (RBS)、雷曼兄弟 (Lehman Brothers)、华盛顿互惠银行 (Washington Mutual) 和富通银行 (Fortis)，同时也是对新能源提供了最大资金支持的银行。

随着流入发电厂商资金的枯竭，设备制造商的订单也是每况愈下。据 Clover 先生估计，截至目前，风力涡轮制造商的订单比 2008 年同期下降了 55-60%。

但问题不仅在于资金短缺和资本成本。信用危机也揭示了清洁能源产业的根本问题。根据矿物燃料储存的能量，将其从地下采出并进行销售的价格非常低廉。这使得不清洁的工艺过程极其便宜 — 只要不要求他们为自己造成的污染买单。不可能期待公司放弃矿物燃料，除非从消费者或政府那里得到明确信号 — 这样做符合其经济利益。何况根本不会有这种信号。

过去三年以来，公众对于全球变暖的关注显著提高。现在，大多数消费者都宣称担忧气候变暖问题。大众的担忧的确是企业标榜绿色的原因之一。能源公司纷纷自夸其化石燃料以外的业务多样化。碳排量不大的部门，如银行业和零售业，则承诺实现碳中和。

然而，消费者能否恪守对环保的承诺值得怀疑。有机产品市场潜力很大（尽管萧条期以来市场萎缩不少），但是顾客考虑更多的是家人的健康，而不是地球。很少有人准备为绿色产品支付额外的费用。例如，比如英国航空公司一直在为过去四年的飞行提供碳补偿，但却发现只有 3% 左右的顾客会购买。

缺少来自消费者的压力，就需要政府提供动力。这就是《京都议定书》的观点，即致力于通过使各国接受一个附带时间表的有约束力的目标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京都议定书》将世界划分为发达国家（要求削减排放量）和发展中国家（不作要求）。富裕国家批准议定书时，必须承诺将其排放量在某一年份的基础上（通常为 1990 年）削减一定比率 — 英国削减 12.5%、日本和加拿大削减 6%，诸如此类。其观点就是各国政府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应采取政策，向不同产业发出价格信号，使投资从污染产品和工艺转向更清洁的产品和工艺。

自 1997 年议定书签署以来，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上升了 20%，由此看来，计划并没有那么奏效。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富裕国家已将其部分污染性产业输出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钢铁、水泥、汽车、冰箱、计算机、烤箱、电热壶和所有现代生活用具的生产造成了本国的环境污染，如今，这些产品的产地都设在了不受排放量限制的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并部分导致了这些国家排放量的增长。

第二，在签订议定书时，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排放国并未批准该议定书。在所有大排量国家中，人均

第三，部分国家未能如所承诺的那样削减排放量。在 2007 年，加拿大的排放量比 1990 年的水平高出 29%，西班牙则高出 57%。但这些国家不必担心其未实现的目标，这要归功于前苏联。前苏联的高污染工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陷于崩溃，手中有大量的碳信用额度，而且购买价格非常低廉。那些排放量可能达不到《京都议定书》所定目标的国家，只需要购买业内所谓的“俄国热气”就可以了。随着 2012 年《京都议定书》所定目标最后期限的临近，对那些毫无意义的碳信用额度的胃口也越来越大。 即使在这些已经显著削减排放量的国家，企业也并非总能获得正确的信号。例如，英国貌似值得称赞的表现与其说是精心设计政策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任首相的 Margaret Thatcher 反对煤炭工业、激励“大量使用天然气”的结果。发展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尝试已然失败。

并非只有英国才发现向企业发出恰当的信号非常之难。那种既高效有力、又让各方满意的政策现在看来是遍地难寻。

《经济学人》特别报道，2009年12月5日

这个努力值得么？

摘自《经济学人》印刷版

对于缓解气候变化，经济学家们有话要说

自从气候变化成为公众话题以来，经济学家就一直在为难环境学家。他们的问题是，缓解气候变化需要巨额投资，但政府和企业投资时通常都要看投资回报率。如果投资能够带来不错的回报率，那么投资就是物有所值，否则，他们是不会进行投资的。

缓解气候变化的困难在于收益不确定而且回报期限长。与近期能够带来明显收益的投资，如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资通常每年都会有 10% 左右的收益相比，对缓解气候变化进行投资看起来都是不值得的。因此，据常规分析，如果要使地球更加美好，就应该投资非洲国家马拉维的学校而不是清洁能源。

应时任英国首相 Tony Blair 的邀请，Lord Stern 深入研究了气候变化经济学，于 2006 年出版了有关缓解气候变化经济可行性的报告专著（或者，据某些评论家之言，该报告是对现行政治决策的辩护）。总之，他对缓解气候变化持支持态度。

自此，Stern 评述成为各国绿色政治家的理论支持。经济学家一直以来就以下两点持批评意见。第一就是折现率，即未来成本和收益的年折现率。Lord Stern 使用的折现率近乎于零。但是，通常人们所采用的折现率是较高的借贷利率。折现率越高，未来收益或成本的价值就越低；反之亦然。Lord Stern 认同经济学家 Frank Ramsey 80年前的观点，即对于贴现，“与以前享受的折现率相比，以后所享受的折现率…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并且其不过是贫乏的想象力的产物”。

其他经济学家则认为他们的想象力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 Lord Stern 近乎于零的折现率。因此，他们认为 Lord Stern 应该采用耶鲁经济学教授 William Nordhaus 的观点，即假设折现率与当前市场的实际利率和储蓄利率一致。他们指出，在资源稀缺的世界里，将资金花费在后代人身上未必就比花费在当代人身上更道德。毕竟，后代人可能会比我们现在更加富有。因此，为他们牺牲我们的幸福没有任何意义，这就好比希望 18 世纪的农民省下他们喝粥的钱以使我们现在能够买到更多计算机一样。Nordhaus 先生认为应该采用 3% 的折现率，这就意味着在未来 25 年里所获得的收益将达到其当前价值的一半。与 Lord Stern 相比，他宁愿现在缓解气候变化上少花一些钱，生活在更加温暖的世界中。

但是，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则反对在长期中使用短期利率。牛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Paul Klemperer 指出，长期证券的利率非常低。例如，英国政府最近发行的与指数挂钩的 40 年债券就采用了 0.5% 的实际利率。从长远来看，标准折现率将得出怪异的结论。以适中的 2% 为例，在耶和华时期向凯撒大帝缴纳的一美分则相当于现在 1500 美元的五次方（或相当于全球经济总值的 30 倍）。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Martin Weitzman 对 Lord Stern 的批评比对 Nordhaus 先生的批评更加温和一些。他认为 Lord Stern 的评论是“结论正确，但理由不当”。他认为现在的主题是道德问题：如果我们现在可以只需将每年 GDP 的 1% 或 2%（最多 3%）用于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购买保险就可以使他们避免生活在恶劣气候威胁的阴影之下，但却不采取任何行动，那么就是不道德表现。但他表示，这种罪恶感有可能引导我们选择低得难以自圆其说的折现率。“我认为，与其从后门偷偷摸摸采用低得不合理的折现率，还不如从前门堂堂正正地走进去，适当关注缓解气候变化的问题。虽然气候变化的主观概率很小而且很分散，但全球变暖最终可能会引起灾害性的高温和环境灾难”。

购买保险以求心安

对于气候变化，大多数经济分析关注的都是最可能出现的结果，即概率曲线的最高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的数据，未来 100 年内气温将上升 2.8℃。Weitzman 先生认为，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分析应该关注物化可能性较小但又无法排除（概率曲线右侧末端部分）的结果，例如，一个世纪之内气温如此大幅度的升高。“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平均温度在一个世纪之内的变化幅度超过 6℃，这在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经济学家看来都只会存在于科幻小说中，因为如此高的气温涨幅在过去几千万年中都不曾出现过”。Weitzman 先生表示，为避免不测结果的发生，购买保险是非常值得的。因此，在别人失败之处他都会有所成就：他能够成功地将经济学与正常的人类本能相协调。

卡内基研究所的气候学家 Ken Caldeira 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如果我们的能源系统和运输系统已经满足需求，使我们可以不再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污染气体，那么我们的富有程度可能会比现在提高 2%。但现状却是人类在酸化海洋、灭绝珊瑚礁和其他海洋生态系统、加速融化冰盖从而导致海平面快速上升、改变气候模式以至于产粮区可能产不出足够的粮食等。仅仅为了 2% 的更加富有，你会冒险尝试所有这些环境危险吗”？如他所言，他经常问及观众上述问题，但从来没有人做出过肯定的回答。

经济学家反对 Lord Stern 的第二点，是他对缓解气候变化成本的估算。在其评述中，Lord Stern 认为每年只需要花费 GDP 的 -2% 到 5% 就可将温室气体限制在 500-550ppm 的范围之内。换言之，如果采用下限值 -2%，采用清洁能源将会促进经济增长；但如果采用上限值 5%，则会导致经济萎缩。因此，Lord Stern 在评论中选择以每年 GDP 的 1% 左右作为平均成本。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国际能源机构和全球管理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都倾向于认同 Lord Stern 的观点。近期的一些研究也表明，治理污染的成本通常低于预期，因此，这些研究支持较低的成本估算。美国环保智囊团未来自然资源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对石棉、发电站的废弃排放以及 CFC（制冷剂）等管理规定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所研究的 25 条管理规定中有 12 条的实施成本低于预期，并且只有 6 条的实施成本高于预期。

但是，有些经济学家认为 Lord Stern 估算的成本太低。牛津大学的能源政策教授 Dieter Helm 表示，对于各种技术成本的基本假设有可能过于乐观，因为这需要技术人员有兴趣使其可行性最大化。

不论 Lord Stern 的观点在经济上是否胜出，其在政治上俨然已经取胜。其有关缓解气候变化成本（GDP 的 1%）的理论已经被广泛采用。但采用这一数据的同时应该注意，该数据的假设是针对缓解气候变化所采用的政策既高效又有效，但迄今为止，这一点尚未实现。正如 Helm 先生所言，由于存在大量的监管失控、管制俘获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寻租行为，通过政策干预则很有可能使气候变化政策成为经济地租的最大来源。对于缓解气候变化，有数额巨大且与日俱增的“猪肉桶”（政治性拨款）。拨款越多，气候缓解的成本将会越高。

《经济学人》特别报道，2009年12月5日

全球变暖

摘自《经济学人》印刷版

中国在网络设备领域实现了巨大飞跃

山树皮甲虫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森林里常见的害虫。其数量增减反复无常，数量达到顶峰时会毁坏大片松林，随着甲虫数量的减少，这些松林会再度复活。Scott Green 是北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森林生态学的专家，他指出，目前的虫害疫情“在有史以来的记载中前所未有：自然本身所产生的背景噪音已经成为主要疫情。我们正在关注松林覆盖 80％ 的损失”。北美其他地区也已受到影响，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损失尤为严重，尤其是经济以木材为主导的地区。

对于这种灾难性的虫疫，三个主要的解释逐渐浮现。原因之一，可能属于偶发现象，甲虫数量的剧烈增减出人意料。原因之二，可能是森林管理（不善）的结果。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林地比以前更加单一，这就助长了甲虫青睐松树而非其他树种的态势。或者，原因之三，可能是由于目前北部地区的普遍高温，使甲虫在夏天的繁殖数量和在冬天的幸存数量都比以前更多。

17 年前，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上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旨在“实现在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在某一水平上保持稳定，这一水平将能够防止危险的人类活动干扰气候系统”。为了实现这些目标，1997 年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并于 2005 年生效。其第一个承诺期将于 2012 年到期，而执行新的承诺期预计至少需要三年的时间，这就是将于 12 月 7 日在哥本哈根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会议的重要原因。如果没有新的全球协议，就没有多少机会能够防止严重的气候变化。

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以来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这一变化更多地体现在生物领域，而不是人类领域。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该机构的成立旨在对正在发生的气候变化取得科学的共识）的数据，与过去几十年相比，热浪、干旱、洪水、严重飓风的发生频率有增无减；该委员会认为，这些趋势完全有可能或非常有可能归咎于人类活动，并可能继续下去。到本世纪末，气温将可能从 1.1ºC 上升到 6.4 C。

迄今为止，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气候变化都难以察觉或很难与气候变暖相关联。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更偏远的北部地区，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加明显。北极气温的上升速度是世界其他地区的两倍。夏季海冰正在变薄变小。自 1979 年开始有正式记载以来，过去三年是海冰消融最多的时期。十年前，科学家们认为夏季海冰将于本世纪末消失。现在，他们预计夏季海冰大约十年之内就会消融殆尽。

由于海冰已存在于水中，它的融化对海平面的影响微乎其微。海平面的决定性因素是温度（温暖的海水决定性更大）以及格陵兰和南极冰盖的大小。格陵兰东南部冰川的消融速度与日俱增。雅各布港 (Jakobshavn Isbrae) 是格陵兰最大的冰川（格陵兰冰川的 6％ 流入雅各布港），现在正以每年 12 公里的速度移动 — 该速度是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那年移动速度的二倍。而且，其破裂后形成的冰山“裂冰阵线”在六年之内缩小了 20 公里。这就是海平面现在正以每年3 - 3.5毫米的幅度上升、速度是 20 世纪年均增长速度两倍的部分原因。

至于山地树皮甲虫，现在还不完全清楚发生这种虫害役情的原因。冰川的缩小可能是气候科学家们尚未了解的数不胜数的自然振荡中的一种。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冰川缩小就存在停止的可能，因为在 20 世纪中期，冰川在历经了一个世纪的缩小后就曾一度停止。但是，通常自然易变性的原因似乎无法解释目前的趋势，所以，科学家们倾向于认为这一趋势是人为所导致。因此，除非人类开始改变自己的行为（目前看来几乎没有太多改变的迹象），否则冰川的缩小很可能一如既往，无法改变。

现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 17 年前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时高 30％。与工业革命之前 280ppm 的二氧化碳当量浓度相比，去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当量浓度（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高达 430ppm。若以目前的增长速度，到本世纪末，二氧化碳当量浓度可能达到目前的三倍多，这将意味着本世纪末气温上升 5ºC 的概率为 50%。目前，全球平均气温也仅比上一个冰河时期高 5℃。此类升温可能会导致冰层的快速融化、海平面的上升、干旱、疾病、贫穷国家农业的崩溃以及大规模的移民。但是，没有人真正知道这些，也没有人想知道这些。

一些科学家们认为，地球已经踏上危险的气候变暖的不归之旅。少数气候变化怀疑论者认为，这一问题终会自行纠正，自动解决。以上两种观点，总有一个是正确的。对与气候一样复杂的机制不可能做出任何肯定的预测。但是，广泛的科学共识是，严峻的气候变化是一种危险。本报认为，作为一项应对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灾难的安全对策，世界需要调整其行为，设法避免这种危险的威胁。

这一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人类几乎拥有所有的工具，能够在不增加大气温室气体排放浓度的情况下，继续享受一直在过的美好生活。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加工制作方法是可以得到改进的。可以通过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或核反应堆进行发电，可以通过生物燃料和电力为汽车提供动力。航空用的生物燃料引擎在用于长途航班之前还需进一步研究，但应该也指日可待。

这也不是经济问题。虽然经济学家们就钱多钱少的问题有所争论，但大体上认同：无需压缩世界经济，温室气体排放也可以得到遏制。

不愿意也得执行

气候问题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全世界有史以来不得不面对的最困难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既涉及“囚徒困境”问题、“搭便车”问题，也涉及“公地悲剧”问题，而且错综复杂，合三为一。这一问题的困难在于如何分摊集体行动的费用以及如何信任其他缔约方履行其职责。早在几百年以前就已经在市、州和全国层面上建立了能够解决此类问题的机构，但气候变化成为全球担忧的问题也不过才几十年的时间。人类还没有应对机制。联合国虽是一个“有用的清谈俱乐部”，但取得的成效微乎其微。

与气候问题最相似的就是世界贸易体系。虽然该体系取得了诸多成就，为其赢得了名誉，但却不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模式。不仅世界贸易组织最新一轮的谈判陷入困境，而且与气候变化问题相比，世界贸易组织的任务就像是儿童游戏。缔结贸易协定肯定会在短期内获益，但缓和气候变化所获的利益却无法确定。因为，科学家们对全球变暖的规模及其引起的后果尚无定论，而且，即使获利也将是在许多年以后。相比之下，必须就气候问题采取行动，而且时不我待。

只有当世界经济在产品和工艺上从碳密集转向低碳，而且从长远看，最终实现零碳，气候变化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这就要求企业改变其投资模式。只要各国政府给予明确一致的信号，企业就愿意为之做出改变。本特别报导认为，迄今为止，上述情形并没有发生。各国采取的避免危险的气候变化的政策部分遭到误解，总体上执行得并不充分。各国发出的错误信号太多，正确信号却不足。

究其原因，部分在于《京都议定书》的目标设定。《京都议定书》试图在一个协议中囊括所有的温室气体事宜，所取得的成效却不及目标单一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实现了快速、低成本地削减损害臭氧的气体）。《京都议定书》在详尽的谈判中涉及太多国家，降低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而且，它把世界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就进一步深化了两者之间的不和。事实证明，这一不和难以弥合。结果，这一国际协议沦为国内政治的牺牲品。选民不愿为其领导人的抱负买单，而领导人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推动选民采取行动。

哥本哈根会议则代表能够产生不同效果的第二次机会。虽然目标宏远但也困难重重。在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和费用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上，缔约方之间的分歧依然很大。截止目前，美国尚未通过有关气候变化的立法，这意味着哥本哈根会议将不会达成具有法律约束的协议。这将继续成为六个月后的波恩会议或一年以后墨西哥城会议的主题。

认为很多情况都未奏效并不是诋毁许多人二十年来对气候变化问题所付出的努力。对人类而言，只要能迈进全球性协议的门槛就是奇迹。但是，任何全球性的气候协议只有在实施协议的国内政策既高效又有效的情况下才会奏效。如果国内政策无效，一切都不会改变；如果国内政策效率低下，那么只会浪费金钱。而且，如果纳税人认为环保政策附带政治恩惠，那么他们就会有所抵制。

《经济学人》特别报道，2009年9月26日

奢侈品如何变成了全球性发展工具

中国在网络设备领域实现了巨大飞跃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日本从事大量出口加工业务时，“日本制造”很快就变成廉价低质的代名词。人们围绕不可靠的日本手表和廉价日本汽车编造了很多笑话。不过，产品质量提升后，日本逐渐在电子、汽车制造和其他行业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天，丰田被奉为高效制造的典范，日本企业在清洁技术、汽车制造和消费者电子方面都居于全世界的领导地位。中国有希望实现类似的转变。 目前，外国人认为中国自产的电子产品和汽车都是廉价劣质品，这与40年前人们对日本的看法类似。但是，中国的产品质量正在稳步提高，它的创新者身份也正日益受到世人的重视。中国最大的电信设备公司华为，就体现了中国全新的高科技形象。

创建于1988年的华为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去年，从销售收入看，它是全球第四大网络设备制造商（请参阅图表 6）；根据咨询公司 BDA 的数据，华为今年有望成为第三名。它已经是光网络的第二名（成绩非常接近第一名）、移动网络设备的第三名。创建于1985年的中国第二大通信设备制造商中兴位置略微靠后。去年，它是第八名，它的排名正在提升，原因不仅仅在于第七名Nortel 已于一月破产。 这两家中国公司都擅长网络基础设施，但是它们也制造手机。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中兴在去年变成全球第六大手机制造商。它的目标是，在五年内变成手机业季军。

这两家中国公司的全球市场份额仍然相对较小，但是它们已对电信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们合力拉低了成本，引发了业界全面整合。 由于它们提供高达50%的折扣，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它们导致了2006年阿尔卡特与朗讯的合并、诺基亚与西门子的网络设备业务的合并、2009年1月Nortel的崩溃，以及Nortel向爱立信出售其大量资产。

现在，华为和中兴正在赢得中国第三批第三代(3G)移动网络设备合同的最大份额；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信息，在2009年到2011年间，中国在这批网络上的总花费将达到590亿美元。这将进一步提高它们的市场份额，这个结局使那些希望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电信项目—中国的3G网络建设—上获利的西方供应商大失所望。Informa的Jotischky先生说，“在供应商世界大家都在勉强糊口，而华为和中兴却在不断成长，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兴市场。”

中国人来了

华为和中兴不仅仅是在国内强大；它们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向海外扩张，在亚洲和非洲销售固定电话设备。西方供应商感兴趣的区域范围有限，它们的价格也过于昂贵，中兴欧洲技术总监Zhu Xiaodong说道。接下来，这些中国公司开始在中东、东南亚、非洲和拉美销售无线设备。带领团队设计了中兴第一部基于 GSM 标准的移动基站的Zhu先生说，中国公司在无线设备市场具有两个优势：劳动力要便宜很多，以及业已确立的行业标准。 GSM 标准的先驱诺基亚和爱立信花了很多年功夫才开发出该技术；而中兴用六个月时间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基站。

在两家公司中，华为第一个打入欧洲市场，也就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爱立信的大本营。一开始，只有较小的运营商和较大运营商设在东欧的子公司购买华为的设备，但是现在，华为已经在为包括沃达丰、Telefónica、T-Mobile 和 BT 在内的几个欧洲领先的运营商提供设备。在美国，华为在向 Cox Communications 出售 3G 网络设备，AT&T 对其设备进行测试。

华为欧洲首席营销官 Edward Zhou 说，客户需要时间来认识华为，但是现在“人们已经承认，我们是创新型解决方案和高品质产品的提供商”。几年前，华为在业界规模最大的年度展会—移动通信世界大会—上仅有一个小展厅，咨询公司 Signals Research 的 Mike Thelander 说到。今年，华为独占了整整一座楼房，这曾是爱立信独有的特权。爱立信的 Svanberg 先生说：“他们短时间完成了如此巨大的任务，这让人印象深刻。”

在 2004 年到 2006 年间，电信行业对中国电信供应商的认识突然发生了变化，沃达丰的 Colao先生说道，他在这段时间离开了电信业，到一家意大利媒体集团担任领导职务。“当我离开时，我想，我曾听说过华为两次，但是我无法记住他们的名字，”他说：“当我 2006 年重返电信业时，他们已成为沃达丰的供应商，现在他们已经是我们的主要供应商之一。”他认为，中国公司一开始都是通过提供低廉的价格进入市场，之后他们会扩张并逐渐赢得创新声誉。

华为和中兴是被称为“无线射频模组”的技术的先驱。在移动基站中，无线电路通常设在机柜中，通过电缆与高耸的铁塔上的天线相连。如果用光纤替换这根电缆，将无线电路移到天线之中，就会消除天线电缆的损失，将能耗降低大约三分之一，并能减小设备的尺寸。

BDA的Weiran Zhuang说，中国供应商最近启动的可配置基站（其功能在软件而不是硬件中定义）表明，他们能够创新。这就意味着，可以快速调整基站，以便为不同的移动网络技术提供支持，甚至同时为几种此类技术提供支持。现在，多数移动运营商在使用独立的设备组，并列运行2G和3G网络，因此用一个系统取代多组设备这样的前景相当具有诱惑力。拉美最大的移动运营商 América Móvil发现，部署华为的可配置SingleRAN硬件后，其基站能耗降低了50%，所需设备的体积减少了70%。中兴制造了一套类似的系统，它可将能耗降低 40%，香港运营商CSL已经部署了该系统。这两种系统也都能升级至新出现的4G标准 LTE。对于那些当4G已迫在眉睫，却仍在进行从2G到3G的升级的中国运营商，这样的设备尤其具有诱惑力。

几年前，华为经常夸耀其研发成本优势，原因主要在于它的中国工程师领取的薪水要比竞争对手低很多。但是随着外国公司将更多的研发业务转向中国，华为却在中国之外进行扩张，现在它热衷于主要树立自己的创新者形象，而不是低成本提供商的形象。Zhou 先生说，“说华为是低成本公司其实是一种误解。”现在，该公司在国外拥有超过100个办事处，在欧洲、美国、印度和中国都设有研究中心。一月份，华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2008年国际专利申请排行榜中占据首位，这标志着华为是外向型企业，决意要捍卫自己在国外的知识产权。

TD-S牵制

即使是中国政府也对华为能这么快就树立起国际化企业的形象而感到诧异。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政府一直在执行一项精心设计的产业政策，其目的是为中国设备制造商在国内和国外制造更多机会。但是计划大大落后于时间表，而华为和中兴在国际市场自行建立了卓越的功勋，这使得整个方案几乎变得与此无关。

该计划涉及一项名为 TD-SCDMA（也称为TD-S）的中国3G技术的开发与宣传。十年前，当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运营商准备建立第一批3G网络时，人们针对两项彼此竞争的3G技术的优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个称为W-CDMA，受欧洲运营商和供应商支持；另一个称为CDMA2000，受美国公司支持。情况很明显，W-CDMA 将在欧洲占优势，CDMA2000将在美国占优势，但是这两个阵营都在关注外国市场。中国官员决定，中国也应该加入这场竞争，开发自己的3G标准。 他们可以通过要求中国采用该标准，为该技术的建立提供足够的规模。之后，就可以向国外的运营商提供TD-S，尤其是亚洲那些其客户希望能在中国使用漫游功能的运营商。这样，中国设备制造商就能扩展规模，而不必向外国供应商支付许可费。

但是，TD-S 的开发时间远比预想的长。中国政府延迟了发放中国3G许可证的时间，因为它希望确保，至少在中国的其中一个 3G 网络中使用TD-S。经历了多年的不稳定性后，中国在2008年将其不同的移动和固化运营商重组为三大巨型集团，准备迎接3G的到来。但是截止此时，华为和中兴在没有得到来自TD-S 的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在外国市场上战果辉煌，全球电信业已经在期待基于LTE 标准的4G网络。 华为站在LTE开发的最前线：今年六月，使用该公司的设备建立了全球第一个 LTE 无线连接。但是由于已在TD-S中投入了太多政治资本，中国政府无法放弃它。因此，它最后在今年一月，向全球最大的运营商（按用户数量）中国移动发放了它所申请的3G许可证，允许它使用TD-S建立自己3G网络。

鉴于它的规模，中国移动是地球上唯一一个可以自行建立新技术标准的运营商（这一点仍可争辩），但是即便是这个巨人似乎也无法让TD-S成功。在最近向金融监管机构提交的一份报告中，中国移动承认“我们已经并且可能会继续在我们的 3G 服务开发中遇到挑战”，“我们可能无法以经济有效的方式，基于该技术提供我们的 3G 服务。”主要问题是缺少 TD-S 手机：现有型号必须完全重新设计才能在TD-S网络上使用。中国移动曾希望在2009年底前拥有1000万 TD-S用户，但是截至六月底，它的注册用户仅959,000。Zhuang先生说，这些用户中只有一半在使用TD-S手机。另一半在使用TD-S网络，为笔记本电脑提供移动宽带连接，在能提供更多的TD-S手机之前，这个市场似乎更有希望。在中国境外采用TD-S的前景从未光明过，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

尽管中国移动、华为和中兴继续在鼓吹TD-S，他们已经在设计一个保存面子的退出策略：推出一种以“TD-LTE”为名的LTE新变体，并心照不宣地称从某些方面看，TD-LTE 源自TD-S。“事实上，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互不兼容的技术，但是通过宣称它是TD-S的升级或演变而摆脱TD-S，确实是很好的退出方法。”Thelander 先生说道。中国移动现在要求所有的3G设备提供商都要能平稳过渡到LTE，Jotischky先生说。

沃达丰和Verizon Wireless已参与使TD-LTE与主流LTE标准平稳配合的工作。（沃达丰拥有中国移动的少量股份，希望有一个全球性的4G标准，以降低漫游难度，扩大规模经济。）如果未来TD-LTE能融入主要的LTE标准，LTE手机就能在中国的TD-LTE网络上正常使用，中国移动就能摆脱被由政治目的激发的劣等自有技术束缚的命运。眼前，它则必须尽最大努力推动TD-S。

华为和中兴以及其他中国设备制造商（如大唐）都收到过旨在支持TD-S开发的政府资金。但是“到TD-S蛋糕烘好（它从未真正好吃过）时，华为和中兴已经获得了不寻常的意外收获。”BDA 的Duncan Clark说道。只为TD-S做出过最低限度的必要贡献的华为已经成为最强大的电信企业之一，而大唐在国外的业绩要逊色得多。因此，我们很难这样说，TD-S项目帮助中国公司在国际市场变得更具竞争力。

人们对华为有所顾虑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其不透明的所有权。该公司是私有公司，Zhou先生坚持说，它完全为员工所有。但是它的军队文化，以及它的创始人任正非曾做过军官这一事实，总是不断引发这样的谣言：它与军方关系密切。此外，它的合资历史可能让它的所有权结构显得错综复杂，Clark 先生说。

与其西方竞争对手相比，这两个中国供应商的服务都相对较弱，尽管它们都在尽可能快速地向前推动着。由于印度和其他地方的运营商都在外包其网络运营业务，以降低成本，随同网络设备提供服务的能力正在变得更加重要。当网络设备变得更加商品化后，服务会提供更高的毛利和长期合同，Thelander先生说道。 就像业界很多人一样，他认为只有爱立信和华为，是肯定能够在未来十年内继续生存的。一家大型移动运营商的高管说，有时他会跟非中国供应商签合同，即使他们的价格略高一点，目的是就是想维持市场的可选择性和竞争性。

就像华为在网络设备领域战胜爱立信，中兴希望能在手机领域更上一层楼。目前，很多中兴手机是由移动运营商（包括沃达丰和T-Mobile）贴牌销售，并且是按运营商的规格制造的。中兴说，它愿意与运营商合作，但是也准备更有力地推动自己的品牌，尤其在西欧。为了获得成功，它需要生产一些具有诱惑力的高品质手机。Thelander先生说，截至目前，“我尚未发现任何让我惊喜的东西。”但是仅仅几年前，中国供应商的网络设备也被视为缺乏吸引力。

《经济学人》特别报道，2009年9月26日

奢侈品如何变成了全球性发展工具

贫困国家的网络运营商正以创新的方式削减成本并扩大移动接入

几年前还被视为雅皮士娱乐工具的手机，已成为“最具革新潜力的发展工具（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发展权威 Jeffrey Sachs语”？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手机这项奢侈品渐渐进入较贫寒的人家，这一变化触发了过去几年经济的快速增长。手机在发达国家的普及化，外加两项重要技术标准的出现，催生了网络设备和手机的规模经济。较低的价格使手机首先进入了发展中国家最富裕的人群。这使在发展中国家铺设第一批手机网络成为可能，但是当时的价格仍然相当高昂。

下一个巨大的飞跃是预付费系统的引入。在该系统下，人们先为手机购买话费，然后就能用手机打电话，直到用完话费为止。在手机诞生的初期，任何地方的用户都是先打电话、后付费（该模式称为后付费），因此他们必须具有良好的信誉。预付费系统为运营商省去了发送账单和追债的麻烦。它促进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手机在欧洲青少年中的普及化，因为如果选择这种方式，父母就不再担心子女耗用巨额的通话费。它也极大地扩大了贫穷国家的手机市场。

MTN 的 Themba Khumalo 回忆了该公司 1994 年在南非，通过后付费模式启动移动服务的情形。他说：“手机最初被视为供商务人士使用的小众产品，普通人是可望不可及的，”，因此后付费就是显而易见的方法。 但是预付费服务的启动通过降低手机的拥有成本，“改变了移动市场的局面”他说。现在，在发展中国家的小商店和街头巷尾经常可以看见代理出售面值低至 0.50 美元的充值卡。“没有充值卡，就无法在非洲经营手机网络，因为那是一个现金社会，”泛非移动集团 Celtel（现在为总部位于科威特的 Zain 所拥有）的创始人苏丹商人 Mo Ibrahim 说道。西班牙电信巨人 Latin America at Telefónica（该公司将其西班牙的预付费专业知识转让给了自己的拉美子公司）的总经理 José María Álvarez-Pallete 说，预付费模式要求系统授权并支持数千个转售商，并要处理实际的充值业务。

从奢侈品到日用品

一旦完成了预付费模式的转换，扩大移动市场的最大障碍就变成了手机的成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手机仍然价格高昂。但是基础型号的价格在稳步下跌，已从 1997 年大约 250 美元跌至现在的 20 美元左右。当手机制造商开始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商机规模后，他们开始潜心研究如何生产低成本型号。那些仍然无力购买手机的人，可以求助于小额信贷。由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推广普及的这种模式，主要是向农村的穷人提供小额贷款。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位妇女借钱买了一头奶牛，然后用她通过出售牛奶赚取的利润偿还贷款。这样她就有了收入，她的邻居也能喝上牛奶。

搬到美国后变成投资银行家的孟加拉国人 Iqbal Quadir，在观察该模式后有了这样的顿悟：“手机可以像奶牛一样。”1997 年，小额贷款与手机相结合催生了孟加拉国移动运营商 GrameenPhone，它是乡村银行与挪威电信企业 Telenor 的合资企业。GrameenPhone 首创了“电话女士”(telephone lady) 理念，它向农村妇女发放贷款，使她们有能力购买手机、天线和大型电池，这样她们就能向其他村民出售通话服务。从每次通话的费用中抽取一小部分，她们就能还清贷款，之后她们就能通过这项收入支付家人的医疗和教育费用，并且发展其他业务。这种“乡村电话”模式将移动服务覆盖面迅速扩大到孟加拉国数千个村子。

尽管电话女士现在仅占 GrameenPhone 客户的一小部分（850 万个客户中的大约 220,000 个客户），她们的通话量要占总通话量的三分之一，因为她们的电话是供很多人使用的。由乡村银行的创始人 Muhammad Yunus 创立的非营利性组织 Grameen Foundation，已经在喀麦隆、印度尼西亚、卢旺达和乌干达重复实施了乡村电话模式，其他地方也广泛复制了该模式。在阿富汗，电话女士大约可以用八个月时间还清购买设备所需的小额贷款，之后她们每月可以赚取 50-100 美元，该国最大的运营商 Roshan 的首席执行官 Karim Khoja 介绍道。

乡村电话模式可以让人们利用电信技术的优势，为人们提供事业起点，但是它的好运可能很快就要宣告结束。 随着价格不断下跌，发展中国家的绝大部分移动用户现在已经拥有自己的手机。Khumalo 先生说，MTN 最近向一家中国制造商下达了一张单价 13 美元的手机供应订单。目前，共享电话需求尚未完全消失。用乡村电话打电话要比买充值卡便宜，因此即使是那些有手机的人，当用完话费后，有时也会用共享电话打电话，Grameen Foundation 乌干达办事处的 Eric Cantor 说道。Khumalo 先生指出，现在，MTN 的部分乡村电话运营商出售广播时间能比出售通话服务赚更多的钱。

但是，仅有预付费系统和价格低廉的手机，并不足以确保手机快速普及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电信市场自由化和向竞争性运营商发放许可证。因为这些经营商会争夺客户，努力赚回他们的网络建立成本，这将导致收费下降，进而提高手机使用量。

有确凿的证据显示了这种自由化对手机使用量的推动作用（请参阅图表 3）。比较两个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能以最生动的方式展示这种推动作用。埃塞俄比亚是全世界为数不多的几个仍由政府垄断营移动电信企业的国家之一。截至 2008 年底，该国“移动通信电信密度”为 3.5%（即：每 100 人拥有 3.5 部手机），而非洲的总体“移动通信电信密度”为 40%。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饱受战争蹂躏的索马里，这个与埃塞俄比亚贫穷程度差不多的国家政府软弱无能，电信市场没有任何管制，先后诞生了数十个运营商来满足市场需求，其移动通信电信密度为 7.9%。Ibrahim 先生说，甚至是军阀都希望自己能使用电话，因此他们并不干预电信网络：Celtel 在内战期间，在塞拉利昂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启动了自己的电信网络，这两个网络都蒸蒸日上。

电话带来增长

手机的普及化有没有促进经济发展？首先，此类证据具有逸事趣闻的性质。例如，有很多故事讲述了农夫和渔夫如何四处打电话，以便以最佳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手机也让生意人重获自由：搬运工、木匠和其他自主经营的劳动者可以在灯柱和布告牌上张贴服务广告，邀请潜在客户联络自己。Quadir 先生喜欢讲述孟加拉国理发师的故事，这位理发师没钱开店，因此就买了一部手机和一辆摩托车，通过电话预约理发时间，然后去客户家中提供服务。这不仅为客户提供了方便，也让理发师得以在更大的区域提供服务，收取更高费用。

设立于内罗毕的诺基亚非洲研究分部的负责人 Jussi Impio 说，在全世界，这种微型企业主占所有企业的 50-60%，在非洲，该比例接近 90%。手机大大提高了微型企业主的生产率：例如，管子工不再需要返回店铺去拾取客户留言。Impio 先生说，他最近遇到一个在路边摊出售内衣和冰激凌的业主，“一个有趣的组合”。他曾详细调查过自己公司的财务状况，他发现，自从他 2006 年开始使用手机后，他的收入在六个月内增长了 70%，因为手机让诸如物资搬运以及与供应商讨价还价的基本商业活动变得更加高效。

而且，手机无疑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刺激了投资，进而为政府提供了税收。Roshan 是阿富汗最大的私营企业、最大的投资者和最大的纳税者，它的网络包含 25,000 个充值卡销售代理，这使它成为该国最大的间接雇主。Roshan 在阿富汗的成功吸引了 MTN 和 Etisalat 的注意，这两个庞大的外国运营商提供了进一步的投资，创造了更多工作机会。Khoja 先生说，电信业通过与鸦片生产无关的方式创造了税收和工作机会，促进了繁荣，为“阿富汗提供了一线希望”。

在过去几年里，旨在衡量手机对经济的直接影响的研究，为轶事趣闻型证据提供了支持。其中的一个示例是，2007 年，由哈佛大学经济学家 Robert Jensen 开展的，针对印度南部喀拉拉邦海岸鱼类价格的分析。Jensen 先生通过研究在 1997 年到 2001 年间，当手机覆盖面在该海岸逐渐扩大后的鱼类价格数据，证明手机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市场效率。以前渔夫需要将捕到的鱼带回国内市场，如果找不到买家，就不得不把鱼扔掉；现在他们可以在海上与若干市场通话，然后再决定把鱼卖到哪里。这样就消除了浪费，大大降低了鱼价沿海岸线的变化幅度，将消费者价格降低了 4%，而将渔夫的利润提高了 8%。渔夫可以在两月内赚回手机费用。Jensen 先生总结说，“信息赋予市场活力，市场促进了繁荣。”

同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Jenny Aker 在尼日尔开展了一项谷物市场分析，目的是研究在 2001 年到 2006 年间，手机服务的逐渐引入如何影响了谷类价格；其结果已于 2008 年发表。她发现，它至少将不同市场之间的价格差异降低了 6.4%，对于偏远市场和难以到达的市场，这一数字通常更大些。结果，消费者价格得到降低，商人的利润则得到提高。在 2005 年的食品价格高峰期，提供移动服务的市场中的谷物要便宜 4.5%。

此类微观经济研究，为证明了手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联系的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支持。例如，在一个被广泛引用的、于 2005 年开展的研究中，伦敦商学院的 Leonard Waverman 发现，在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每 100 人多拥有十部手机，就能将人均 GDP 增长率提高 0.6 个百分点。批评家说，其实我们很难判断到底是手机促进了增长，还是增长促进了手机的普及化（因为有更多人有能力购买手机）。但是微观市场的详细分析（如 Jensen 先生的研究）表明，手机的确使人变得更富裕。 如曾于 2006 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乡村银行的 Yunus 先生所说：“当你拥有手机后，你几乎像获得了能让你在几年内摆脱贫困的金钥匙。”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 Christine Zhen-Wei Qiang 最近开展了一项宏观经济研究，目的是针对 120 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研究固定电话和手机对人均 GDP 的影响，以及通过拨号和宽带方式访问互联网对人均 GDP 的影响。她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当手机使用量增加 10% 后，人均 GDP 增长率会提高 0.8 个百分点，该结果与 Waverman 先生早先得出的结果相一致。根据 Zhen-Wei Qiang 女士的研究，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手机比固定电话更有效，而互联网访问或宽带比手机更有效（请参阅图表 4）。她说，但是由于手机渗透率最高，“手机的总体影响力最大”。她也发现，所有电信技术对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促进作用比对发达国家更高效。原因在于电信服用有助于提高市场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率，在这些方面，发达国家要比发展中国家好很多。

无线自由

但是，手机的好处并不仅限于经济；它也会为政治和社会带来种种好处。人们正在使用 FrontlineSMS，一种可让团体通过文字信息进行沟通的系统，报告人权违规现象、协调援助与对话项目，以及执行许多其他任务。Ushahidi（斯瓦希里语，意思是“证词”），一家为了应对选举后暴力活动于 2008 年创建于肯尼亚的网站，允许使用手机进行危机和灾难管理。在今年的印度选举中，投票人能够使用手机查询候选人信息，例如，他们的教育背景以及他们可能要面对的任何刑事指控。

包括尼日利亚、肯尼亚和塞拉利昂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在选举监控中使用手机。如果通过电话从投票站向当地广播站报告总票数，就会让后期结果作弊变得更难。很多国家已经在使用文本消息协调政治抗议。曾设立过旨在提高非洲透明度、改善其统治方式的基金的 Ibrahim 先生说：“手机对于实现文明社会发挥着着实令人惊叹的作用，此外，它们也能以经济的社会化方式授权于大众，它们是非常好的政治工具。”

Impio 先生引用肯尼亚广受欢迎的热线广播节目，来证明手机如何使政治变得更加透明。他说，“如果人们有电话，当讨论政治时，他们就能打匿名电话，说出记者不能说的话。报纸开始引用这些话，记者表示，手机让他们能更加自由地讨论腐败问题。”

也可以利用手机，以更直接的方式发现腐败问题。例如，巴基斯坦的官员 Zubair Bhatti 要求 Jhang 区处理土地转让事宜的所有职员提交每日交易清单，其中要列出支付的金额和买卖双方的手机号码。他解释说，他会随机打电话给买家和卖家，了解是不是有人跟他们索要任何额外的贿赂或佣金。后来，当有关方面对某个索要贿赂的职员提起诉讼时，其他人意识到 Bhatti 先生是来真的；买家和卖家都表示，服务质量突然出现了大飞跃。Bhatti 将该方案延伸到其他领域，例如，对向农夫索要贿赂的兽医采取严厉手段，他提议其他地区也采用所谓的 Jhang 模式。“稍加努力，即可让它成为具有呼叫中心的制度化体系。”他说，“它可以在争取选票上产生巨大影响。”

这方面仍然只有几个轶事趣闻型示例，但是它们表明，手机可以从很多方面提高全世界人们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尽管具体内容目前尚属未知。新的数据服务不仅提供农业建议和价格信息，还改进了医疗服务的提供情况，使转账变得快速、容易，它为将“手机的好处扩大到更为广泛的领域”这一承诺提供了支持。

爱立信的 Svanberg 先生指出手机与互联网之间的类似之处：只有被富裕世界广泛采用，像 Facebook 和 YouTube 这样的网站才能腾飞。他说，同样，一旦贫穷国家建立起覆盖广泛的移动网络，并且其人口中有适当部分拥有了手机，他们就能启动提供新服务（如耕作建议和移动货币）的平台。但是，只有当移动服务覆盖面能延伸到更大范围时，第二波手机驱动的好处才能充分发挥其潜能。反过来，它会要求发展中国家的移动运营商寻找新方法，进一步降低拥有成本。

《经济学人》特别报道，2009年9月26日

关于电信业在新兴市场的特别报道

贫困国家的网络运营商正以创新的方式削减成本并扩大移动接入

在发展中国家提供手机服务与在发达国家相比差别很大。首先，发展中国家可能没有稳定的电网，甚至没有电网为网络基站提供动力，因此，就需要不时地或一直使用柴油作为动力。继而也意味着必须定期重新补充燃料，而这对于偏远地区来说相当棘手。于是，运营网络获得收益就面临挑战。在欧洲，手机用户通常月花费约 36 美元，在该行业这一数字也被定义为每用户平均收入 (ARPU)。在美国这一数字为 51 美元，在日本为 57 美元。然而，在中国这一数字仅为约 10 美元，在印度则不足 7 美元，在一些非洲国家甚至更低。随着手机价格越来越便宜，越来越多的穷人也能买得起手机，各个发展中国家的每用户平均收入也正在不断下降。

贫困国家的运营商对此做出的反应是：找到削减运营移动网络和服务客户成本的新方式。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最远、做得最成功的国家是印度，因此该模式有时被称为“印度模式”，尽管该模式中的有些内容起源于别处，而一些在别的国家实施的低成本创新措施在印度并不流行。咨询公司凯捷 (Capgemini) 的一份研究表明：尽管印度的每用户平均收入仅有 6.5 美元且呼叫每分钟仅收费 0.02 美元，运营商仍可从中获得约 40% 的运营利润，这可以比得上西方主要运营商获得的利润。印度第二大运营商信实电信公司 (Reliance Communications) 策划部主管 Prashant Gokarn 说：“低廉的成本、创新的模式是关键所在。”考虑到其国家规模、贫穷与快速增长的结合，以及作为技术和外包中心的声誉，印度已经面临商业模式创新的严峻考验，这一点不足为奇。

印度模式

外包是印度模式的核心，其开创者和代表是印度最大的通信公司 Bharti Airtel。Bharti 公司将所有的信息科技 (IT) 运营业务都外包给了 IBM；移动网络的运营交由爱立信 (Ericsson) 和诺基亚西门子网络 (NSN) 处理；客户服务则外包给 IBM 和一组印度公司。这就将应对快速增长的用户基数的风险转移到别的经销商，而 Bharti 公司则将精力集中于营销和策略部署。非比寻常的是，Bharti 公司不仅将网络运营外包，还对基站建设也实行外包，这一切外包都处于一种被人们称为“管理容量 (managed capacity)”的大框架下，该框架模式在印度为数个运营商所采用。

蓝光光盘协会（BDA，电信咨询公司）的 Kunal Bajaj 表示：“进入新市场时，Bharti 公司要求一定的呼叫容量，并于三个月后按双方议定的每单位的容量价格付款。”这就将决定权交给了供应商，他们需要应对设计网络和建立基站等时遇到的各种问题，也给他们提供了尽可能简单廉价地建设网络的动力。网络规划咨询公司 Aircom 的 Margaret Rice-Jones 表示，费用的削减确保运营商不必为超出需要的容量付费。她说：“旧的模式有点像让超市计划你的购物单。”对于承包商来说，由于承包几个印度运营商的建设、运营及网络支持，他们也从经济节约中受益。爱立信的 Svanberg 先生说，他的公司可用运营商 75% 的人力运营网络。据凯捷提供的数据，相比自行运营，Bharti 当前的模式节省了15%的运营支出及30%的IT 成本。

Svanberg 先生表示，可以将印度模式称为爱立信模式，因为爱立信公司研发了此模式并首先在新西兰进行了小规模部署。然而，Bajaj 先生说：“Bharti 公司决定在整个网络中采用该模式，做大规模部署，这与新西兰完全不同。”发展初期，由于 Bharti 公司与其外包供应商要寻求成本和风险的最佳平衡，会遇到重重困难。由于最初所需容量较低，向偏远地区的扩展则特别棘手，所以 Bharti 公司通常同意买进最小量的容量。

增容是设备供应商利润的主要来源。Rice-Jones 女士说道：“在初期阶段，先稳定立足，之后从中获得利润和收入。”在印度，外包网络模式现在正越来越受到其他运营商的欢迎。Svanberg 先生认为，即使他们不会像Bharti 公司那样把外包做的那么彻底，他们也比其它地方的运营商更可能采用网络设计外包、调试和管理外包。

印度模式的另一特点是基础设施共享 － 几个运营商共用信号塔（用于安装天线、相关设备、发电机等）。2007 年，三家印度运营商 － Bharti、Vodafone Essar 和 Idea Cellular，共用 Indus Towers 公司的10 万座信号塔。运营商并非使用所有的信号塔（平均约 1.5 个运营商使用 1 个信号塔），但共用信号塔使这三家公司免于寻找新址建立自己的信号塔。Indus Towers 公司也将信号塔容量租借给其他运营商。

同样，印度Reliance Communications公司也将信号塔分成独立的单元以提供给别的运营商。Gokarn 表示，这将运营商的资产转变为新收入的来源，并使通信运营商能够集中精力服务客户。凯捷的 Greg Jacobsen 表示，别的国家也存在塔资源共享的现象，包括英国和美国；一些国家，诸如中国和孟加拉国，则强制要求塔资源共享。与众不同的是印度塔资源自愿共享的程度，其将以市场为主导的共享作为削减成本的方式。

印度模式也包括其他部分，如“终身”预付制 － 客户一次性付清费用后，即使未呼叫电话，也可无限制地接听来电；广泛应用无纸化充值 － 用以缩减分发充值券的成本；当通信流量降低时，晚上自动关闭一些设备以降低能源使用。

印度Reliance Communications公司正在尝试一种名为“微型呼叫中心”(micro-call-centre) 的模式，用偏远地区数量较少的呼叫中心替代城市地区的大型呼叫中心。这意味着较低的人工成本和更高的接通率。Gokarn 先生表示，人员流失率很高，所以诀窍就在于如何缩减培训新人的成本。印度运营商也很热衷采用“绿色”基站技术，诸如空气冷却、太阳能和风能以及混合的柴油发电机等。这些技术减少了能源消耗，因而也就缩减了运营成本。Bajaj 先生说：“由于绿色技术更廉价，在印度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活力非洲

面对许多和印度同样的困难，非洲的运营商已经自行设计了一些降低成本的创新，例如由 MTN 设计的动态收费模式，该模式根据网络使用水平，在每个网络单元中调整每小时的通话成本。客户可以从自己手机上获知折扣信息。在凌晨四点，该折扣可高达 99%，这就在原本网络空闲的时段里刺激了通话产生，MTN 乌干达公司的 Themba Khumalo 说。除了早上八点的高峰期，由于人们利用电话折扣价，现在又形成了从凌晨一点起的新的高峰期。TeleGeography 公司的 Stephan Beckert 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客户比发达国家的客户对价格更加敏感，因此他们准备好熬夜来节省开支。Vodacom 引进了一个类似的计划。Rice-Jones 女士说，在坦桑尼亚动态收费模式开启的地区，通话量上升了 20-30%。

在非洲的另一项创新是“无界漫游”，是 2006 年末由 Celtel 公司（现在的 Zain 公司）引进的。此项目允许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客户在这几个国家之间接听或呼叫电话时无需支付漫游费用。他们也可以在这几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进行充值。该项目已扩展到 Celtel 公司有经营业务的其他非洲国家，而竞争运营商（如MTN 公司）也已引进了类似的计划。无界漫游之所以能够实现，可能是因为许多运营商在不同国家的网络之间有光导纤维连接，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单一的网络。

McKinsey 公司从事顾问工作的 Alessio Ascari 提出，非洲（而非印度）是电信业发展新的战场和实验室。运营商面临的问题甚至比在印度更多 － 巨大的差异、不稳定的政局、普遍的贫穷以及激烈的竞争。非洲也令人关注，因为当地运营商和地区拥护者在同中东运营商（如 Zain 和 Etisalat）和来自欧洲的公司（如Vodafone 和 Orange）正在展开竞争。Ascari 先生指出，“他们给这个市场带来了活力。”

在印度和非洲的大量创新证明，在网络运营方面，西方运营商并不总是最好的。“我们中的每一个都在从他人身上学习，”西班牙 Telefónica 公司的 Álvarez-Pallete 先生说。他的公司在欧洲和拉丁美洲的经理人之间传递专门技能，几乎同样的事情也在 Vodafone 公司发生，其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成互相独立的业务部门。公司首席执行官 Vittorio Colao 说，随着客户忠诚度越来越重要，Vodafone已开始在印度应用源自欧洲的客户建档和分类知识。但是，在相反方向也存在技术流动，尤其在网络运营方面。“现金受限、贫穷且极具创业精神的环境也存在大量运营理念，可以立即带回发达国家运用，”他强调。

或许最显著的示例是 2009 年 3 月 Vodafone 和 Telefónica 公司在欧洲四国共享信号塔和其他网络基础设施协议的达成。网络共享并非新现象，Colao 先生说，“但是，规模化实施共享尚需信心，并且要考虑来自印度的强大竞争对手。一旦你了解在那种环境下如何运作，你就信心满满，认为可以在巴塞罗那或威尼斯进行运营。”在欧洲租用信号塔的场地费用更高，共享带来的费用节省更大，这增加了共享设备方案的吸引力。七月份，一家美国运营商 Sprint 达成协议，将网络的日常运营外包给爱立信公司，这同样可以看作是印度模式传播的典范，Jacobsen 先生说。爱立信公司断言能够同其他的美洲运营商做成同样的交易，以获得规模效益。

同样受印度模式的启发，Vodafone 公司已经外包了更多的 IT 业务，并且在快速发展的土耳其子公司使用印度的“管理容量”模式。但是，据 Colao 先生所述，如同租车而不买车一样，该模式并非处处适用。“在不能确定市场的增长速度和形式时，该模式意义重大，”他说。但在极易预测需求的成熟市场，运营商最好自己建立新的容量。Vodafone 公司也从印度市场这本大书中抽取了一页，将营销主管 Harit Nagpal 从印度调至主管全球市场。（可以在Google 搜索“Zoo zoo”查看 Vodafone 公司在印度一系列受欢迎的电视广告。）

当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所有这些节省成本的经验应用于联接世界上剩余的 30 亿人，并实现移动电话的全球覆盖。在印度，即使是最偏远的地区现在也被视为处于商业开发的边缘，这从 2007 年举行的两次拍卖中可见端倪。每次拍卖时，投标人必须说明需要多少政府补助金才会发展农村地区，合同最终属于最低价的投标人。

在第一次拍卖中，为了获得在郊外 8000 个位置修建共享信号塔的权利，要求的平均补助金为 35%，远低于预期。在第二次拍卖中，为了争取提供移动设备的机会，许多运营商出价为零，甚至为负值 — 实际上愿意支出以获得在农村地区开发的权利。“要求的补助金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高，因为公司认为在农村地区首先一定要有业务个案，”Bajaj 先生说。这部分地反映了在印度市场的残酷竞争。但这也反映出，强制的信号塔共享将使农村地区对运营商极具吸引力，这一经验其他国家也可借鉴。农村扩展的第二轮，包括另外 1.2 万座信号塔，已经开始。

在中国，信号塔共享是强制性的，这有助于降低在农村地区的扩展成本。但是，由于三家移动运营商均为国有，从中心进行覆盖范围的扩展是同等的。最大的运营商中国移动和农业部签订了协议，至 2012 年信号将覆盖农村地区的 98%，此举部分是为了弥补在 3G 网络方面的劣势。在3G 网络方面，中国移动被迫采用了国产的、相对而言不太成熟的中国标准。以技术服务业知名的印度，率先使用巧妙的商业模式和外包以降低价格并扩大使用，与之类似的，中国也已在运用自己特有的低成本制造商的特长。

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使用情况也可能改善。一个希望的征兆是 Bharti 和 MTN 公司的合并谈判，这将加速在印度和非洲之间低成本运营技术的转移。更大的规模也提高了组合公司对供应商的影响力。Bajaj 先生说，促成该交易的原因，是Bharti 和 MTN 公司希望在现有市场之外保有长期增长的潜力，而不是着眼于费用节省。当然，这将在非洲促生更多的网络外包，在印度促生包括动态收费模式在内的新运营技巧。

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

对印度运营商来说，他们的国际抱负是可以将印度模式传播到世界各地。中东运营商进入非洲以来，其业务并未显示多少成功。Informa Telecoms & Media 公司（咨询公司） 的 Nick Jotischky 指出，通常来说，中东运营商缺乏印度运营商执行低成本商业模式的经验。据说，Zain 公司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的网络运营寻找代理商，由于他们将目标群体投放在非洲北部和中东更富裕的客户阶层，导致这些运营大多都为亏损。近几周，Zain 正与印度和马来西亚的联营企业进行磋商，准备出售公司 46% 的股份。印度通信行业排名第二的Reliance Communications公司于去年和 MTN 进行了并购谈判。

近些年来，印度企业在钢铁和汽车等行业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外资并购。如果一些电信巨头跟随此潮流，低成本模式将毫无疑问地成为他们极富竞争力的优势，并让世界上更多的人拥有手机。

《经济学人》特别报道，2009年9月26日

关于电信业在新兴市场的特别报道

贫困国家已从移动电话中受益匪浅。现在已经为再一次发展做好了准备，曾在此地采访的 Tom Standage 说。

Mary Wokhwale 坐在 Bukaweka(位于乌干达东部的一个小乡村)的家里，曾孙在她的腿上蹦跳，指着周围的事物，“移动电话已成为我的谋生手段，”她说。2003年，Wokhwale太太成为乌干达首批 15 位女性“乡村电话”接线员中的一员。多亏了小额资金贷款，她能够购买一部简单的电话和一个屋顶安装天线（用于确保信号的稳定）；她开始向村民出售电话呼叫服务，并从每次呼叫中赚取微薄利润。这使她还清了贷款并购买了第二部电话。随后，出售电话呼叫的收入所得使她开始了卖啤酒的生意，并开了家音像店，还帮助家人的孩子支付了学费。近几年，随着移动电话价格的下跌，村子里很多人能够买得起自己的移动电话。因此，生意利润有所下滑，但是，Wokhwale 太太的生活已经发生了改变。

Wokhwale 太太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电话接听和呼叫对人们来说是非常重要，即使是非常贫穷的人们也准备为此付账。在一些路况恶劣、邮政服务不稳定、火车稀少以及陆上线路危险的地方，移动电话能够取代遥远的行程，它允许更迅捷、更简单地收发价格信息，使商人能够到达更广阔的市场，推进创业精神，总之，就是让生意变得更加容易。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一份研究表明：随着发展中世界收入的增加，用于移动电话方面家庭支出的增长速度远快于能源、水、或其他任何方面。

移动电话对于贫困国家的人们之所以如此昂贵，原因在于：它们首次提供了电信设备的使用，而不像在发达国家，仅作为固定电话的便携式附属物。“对您而言，它只是数量的增加；然而，在这里，却是革命性的发展。”非洲最大的运营商MTN 的Isaac Nsereko 说。近来研究表明：在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每 100 人中额外增加 10 部移动电话，将推动人均 GDP 增长 0.8 个百分点。

2000 年，世界移动电话销量约为 7 亿部，发展中国家约占 1/4。至 2009 年初，世界移动电话销量已增至超过 40 亿部，且发展中国家所占份额已增至 3/4（参见图表 1）。这并不意味着现在有 40 亿人拥有移动电话，因为不仅在发达国家、而且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有很多人拥有几部移动电话或几张用户识别模块卡（即 SIM 卡 — 此微形芯片用于识别移动网络中的用户）。Carl-Henric Svanberg — 爱立信公司（全球最大的电信网络设备制造商）的首席执行官推断，全球实际拥有移动电话的人数接近 36 亿。

然而特别是因为全球移动电话用户数量增长过快，所以很难得到一个确切数字。据 TeleGeography 公司（一家电信咨询公司）调查：2009 年第一季度，印度新增移动电话用户 1.28 亿，中国为 0.89 亿，非洲为 0.96 亿。印度尼西亚、越南、巴西及俄罗斯的移动电话用户数量也在迅猛增长（参见图表 2）。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动电话市场，移动电话用户超过 7 亿。印度每月增加数量最多，仅 3 月份移动电话用户就增加了 0.156 亿；随着发达地区市场的饱和，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地区将在未来几年里占据大部分的增长份额。根据产业组织GSMA（移动通信亚洲协会） 统计：至 2013 年，移动电话用户总数将达到 60 亿，而新增用户中有一半将分别来自中国和印度。

所有这些正在改变电信业。仅在短短几年内，电信业发展重心已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变化正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发生，例如乌干达的偏远农村。

非比寻常的推测

三种趋势正在重塑电信业前景。首先，在发展中国家，诸如中国、印度、非洲和中东等，移动电话的广泛使用伴随着国产移动电话制造公司的增加，且这些公司在规模上可与西方老牌企业竞争甚至超越他们。这些公司研发了新的商业模式和产业结构，并通过此模式和结构服务于西方公司不会努力争取的低支出顾客阶层来获取收益。印度公司起了示范作用，且别国（无论贫富）公司正在采用此“印度模式”的有利方面。该模式提供了新的机遇，特别是对印度公司而言。印度模式的传播可使世界范围内的更多穷人拥有移动电话。

第二种趋势是中国两大主导电信设备制造商的出现——华为和中兴，在过去五年，他们登上了世界舞台。最初因为生产的设备成本低廉、品质低劣而遭到排斥；如今因品质良好、创新快速，声誉正在逐步提升，在西方的老牌设备制造商中引起震撼。最近的牺牲品是北电（Nortel） — 曾是加拿大最有价值的公司，于 1 月份破产。长期专注于新兴市场，华为和中兴有条件随着用户数量的增长扩展市场份额，并将第二代技术（2G）升级到第三代（3G），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

第三种趋势是新的基于移动电话服务的发展，如多方语音通话和基本的短信息等，它们因移动电话相对广泛的应用而正变得可行。在发达国家，大部分此类服务涉及一些无足轻重的方面，如音乐下载、移动电话游戏等；而在贫穷国家，基于移动电话的农业建议、健康关注及转账等诸如此类的数据服务可提供巨大的经济和发展效益。除此之外，移动网络和低成本的计算机设备也将在未来几年内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使用全面网络提供优势。

此特别报道将依次考察这三种趋势。每种趋势不仅自身意义重大且对发达和贫穷国家都有深远影响。它们综合起来可以掀起第二轮移动电话主导经济发展的浪潮，其威力可与移动电话首次上市时匹敌。它们在贫穷国家的广泛应用不只是重塑此产业，而是在改变世界。

《经济学人》特别报道，2009年9月26日

关于电信业在新兴市场的特别报道

移动电话新用途可能引发另一轮发展热潮

在乌干达东部 Bumwambu 村庄外的田地里，香蕉树和木薯环绕，小鸡在土砖建成的房舍间跑动觅食，Frederick Makawa 正在思考何时种植西红柿。正值六月下旬，雨季将要结束。在即将来临的干燥季节里，西红柿是宝贵的经济作物，Makawa 先生想尽快种植幼苗。但是由于乌干达传统的生长季节天气多变，他担心干旱或山洪暴发可能会毁掉他的作物。Michael Gizamba 是当地的村庄电话接线员，提出使用“农夫之友”（Farmer’s Friend，一种农业信息服务）提供帮助。他发送短信询问该地区季节性的天气预报，不久便收到回复：预计整个七月将有正常、适中的降雨。Makawa 先生决定要种植西红柿了。

在几英里外的村庄 Musita，另一个村庄电话接线员解释他的客户如何使用同样的服务获取种植的提示信息。稻农碰到了蚜虫的麻烦，发送短信寻求建议，回复信息告诉他们如何使用肥皂和石蜡制成的杀虫剂解决麻烦。受西红柿枯萎困扰的农夫了解到如何通过使用以牛奶为基础的混合物进行喷洒来控制西红柿枯萎的问题。

“农夫之友”服务收到短信问题，如“水稻蚜虫”、“西红柿枯萎”或“如何种植香蕉”，然后从当地合作伙伴编纂的数据库中找到相关建议进行短信发送。更多复杂的问题（“我养的小鸡眼睛肿胀”）会转递给专家，专家或者在 15 分钟内打来电话，或者对疑难杂症承诺在四天之内给予解答。然后，这些答案将用于改善数据库。

“农夫之友”是一系列基于电话服务中的一种，六月份由 MTN、Google 和 Grameen 基金会的“应用试验室”（或 AppLab）推出。除传播农业信息外，“Busoga 农村开源和发展项目”新提供的服务还包括保健和市场信息。“诊所发现者”(Clinic Finder) 服务为人们指出附近的诊所，而“保健小贴士”(Health Tips) 服务则为人们说明常见病的症状。

“谷歌商人”(Google Trader) 是一款短信服务系统，能够建立农产品和日用品买方和卖方之间的联系。卖方发送短信说明在何地提供何种商品，七天之内，30 公里以内的潜在买方都能够获得该信息。Makawa 先生说他的父亲曾通过这种服务寻找猪的买家以支付学费。这些服务每次收费 110 先令（0.05 美元），费用和标准短信相同，但“谷歌商人”服务除外，其每次收费是标准短信收费的两倍。在最初的五个星期里，这些服务项目收到的问题查询总数超过 100 万。

提供各类服务的网络

“手持电话从放在耳边到拿在手中是一个重大转变”，Grameen 基金会的 David Edelstein 说。“它开启了信息服务之门。它不是计算机网络，而是能够通过移动装置提供信息的服务网络。”与“乡村电话”(Village Phone) 工程一样，Grameen 公司尝试建立一个能够在别的国家按比例增加和复制的模型。提供农业和保健信息要难于提供电话服务，因为这种信息一定要本地化并且要考虑到文化差异。所以要和当地的合作伙伴紧密合作，Edelstein 先生说。Grameen 公司也在试用“社区知识工作者”(community knowledge worker) — 在需要时能够帮助他人使用移动服务、阅读、翻译和解释短信的当地人，正如乡村电话接线员提供基本交流的服务一样。

升格销售

Grameen 公司与 MTN 和 Google 在乌干达的合作只是几十项服务中的其中一项，这些服务将在所有发展中国家经由移动电话提供，包括农业、市场和保健信息。在印度，如农夫可以签约“路透社市场简化版”(Reuters Market Lite)，这是一项基于文本的服务，在印度的部分地区提供。其 12.5 万名用户支付 200 卢比（4.20 美元）可订阅三个月，每日获得当地的天气和价格信息四五次。结果，许多农夫表示他们的收益提高了。

塔塔咨询服务公司 (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 是一家印度运营商，提供与“农夫之友”类似的服务，称为 mKrishi，该服务允许农夫发送问题并且农夫会收到有针对性的建议。“农村人口愿意支付大量的订阅费用以每日多次获取这些信息，”BDA 公司的 Kunal Bajaj 表示。他说，过去曾有许多试验性的计划，但是现在商业服务正在发展壮大。

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制造商诺基亚六月份开始在印度推广自己的信息服务 － “诺基亚生活工具”(Nokia Life Tools)。除了教育和娱乐外，它还提供农业信息，如价格、天气数据和耕种技巧，此项服务可通过诺基亚手机的特殊功能菜单来激活。基本服务费用为每月 30 卢比，高级服务可提供十个邦的当地农作物的价格明细，收费为基本服务费用的两倍。“虽然还处于发展初期，但目标受众的反应非常好，”诺基亚的首席执行官 Olli-Pekka Kallasvuo 说。

中国也已广泛采用对农夫的帮助服务，中国移动协同农业部提供了一项“农信通”服务，作为推动农村地区发展的一部分。该服务现已登记 5,000 万用户，三年内的目标是 1 亿。该服务提供新闻、天气信息和政府有关农业方面的详细政策。

中国移动也创办了网站 12582.com，为农夫发送种植技术、病虫害治理和市场价格等信息。该服务收费为每月两元（0.30 美元），每天发送短信 1,300 万条，用户超过 4,000 万。在发展中国家还有几十种其他模式。2005 年在加纳启动的 TradeNet 服务现在连接九个非洲国家农产品市场的买方和卖方；CellBazaar 服务在孟加拉国提供基于文本的分类广告。

移动电话也用于卫生保健。发送至特别地区每个人的单向文本警告，能够用来提高人们防范艾滋病病毒的意识；发送至病人的日常短信能够帮助他们记得服用治疗肺结核或艾滋病病毒的药物。移动电话能够比书面记录更加快捷、准确地收集实地健康信息，有助于药物库存的管理。拍照手机可用于为远方的专家发送照片进行诊断。

加纳的社会企业家 Bright Simons 已经设计了一个基于电话的系统，称为“mPedigree”，用来处理假药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所有在售药品中约有 10-25% 为假药，在一些国家这一比率可能高达 80%。根据 Simons 先生将于尼日利亚和加纳实施的计划，刮掉包装上的刮涂层后会显示一个代码，将此代码短信发送至一个特殊号码可以验证药品的真伪。大部分移动保健工程仍处于试验阶段，但是，由联合国基金会和 Vodafone 基金会编纂的一份报道记载了发展中国家的大约 50 个此类项目。当前，研究正在进行中，以量化收益。

随着移动电话的逐渐盛行，这些新服务变得切实可行。“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看到为数众多的人们使用移动电话产生的网络效应，”Simons 先生说。例如，他的系统能够肯定地推测出每个村庄的药剂师都将拥有一部移动电话。这些基于文本的服务尽管未能满足全面因特网接入，但对移动电话用户，即使是最基本的用户，却具有显露一系列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潜能。“关于如何利用更复杂的设备，有许多探讨，但当你关注于当前人们使用的设备时，则会有更大的兴趣，”Edelstein 先生说。

金钱至上

量化农业和保健服务的收益比较困难，并且在世界大多数地方，这些服务仍处于发展初期。移动服务产出的最明显的经济效益是转帐，或者说是移动银行（尽管由于技术和规章的原因，其从严格意义来讲并不是银行）。移动银行源于广为流传的风俗，即使用预付的话费作为非正式货币。

假设你想要从城市寄钱至乡下的家中，你可以长途旅行回到家乡，亲自将钱送回，但这需要花费时间和金钱。或者，你可能需要一个中间人，如长途汽车司机，将钱带回，但这样太冒险。更简单的做法是，你可以购买与你所寄金额相等的充值券（假定 10 美元），然后打电话给你家所在村庄的乡村电话接线员或店主，告诉其充值券上的代码。该充值额将用于店主的手机，而店主从中扣除 10-20% 的佣金后将现金送至你的家中。在一些国家，国际漫游通话费可以直接从一部手机通过短信转帐至另一部手机，过程甚至更为简单：手机充值后马上将充值额发送至某一接收人，该接收人作为交换将现金送达你预期的接收人。

这些方法非常普遍，以致一些公司决定建立移动支付系统，能够将现金，而不仅仅是国际漫游通话费，通过手机从一个用户转至另一个用户。签约后，可将现金交给代理商（通常是移动运营商国际漫游通话费的卖方），代理商将钱存入你的移动现金帐户。你可以在另一个代理商那里将钱取出，在将金额计入你的帐户并移交现金前，这个代理商要核对你的帐户是否有充足的资金。你也可以将钱转至其他人，此人将收到含有特殊代码的短信，凭借代码就可以到代理商那里将钱取出。通过这种方式可将现金快速、便捷地从一个地方转至另一个地方。

一些移动现金计划也允许进行国际汇兑；其他计划会向参与者分发与其移动现金帐户相联系的借记卡。移动手机和移动话费充值代理比提款机与银行分行多得多，因此移动现金可以很好的为发展中国家数以亿计的“无银行帐户”人员提供金融服务。

迄今为止，该领域最成功的就是菲律宾的 Gcash 和 Smart Money、南非的 Wizzit 以及赞比亚的 Celpay，尤其是肯尼亚的 M-PESA，已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移动现金计划。肯尼亚最大的移动运营商萨法利通信公司 (Safaricom) 于 2007 年上市，目前拥有将近 700 万的用户 — 对于一个 3800 万人口，1830 万移动电话用户的国家来说已相当不错。M-PESA 的早期使用者是年轻的男性城市移民，他们使用 M-PESA 为乡村的家人寄钱。而现在它的使用已非常普遍，其用途涉及方方面面，可支付学费也可支付出租车费（司机们不需要再带着现金到处跑，因此对其格外青睐）。每天大约可通过该系统转移二百万美元，平均金额为 20 美元。“在肯尼亚市场上，摊贩很乐意接受 M-PESA 付款方式，它太神奇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倡议的“针对贫困人口的金融服务”领导鲍勃克里斯丁说。

能够更加轻松、快捷且优惠地转移现金具有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手续费更低，而且收款人不再需要赶到镇上提款。他们也可以更轻松、更频繁的取出现金。Olga Morawczynski（爱丁堡大学人种学者，进行过 M-PESA 的系统学习）说，已使用移动现金服务的农户，其收入增加了5-30%。它也使得在城市工作的人不再需要专门抽出时间向家人寄钱。而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们的妻子开始抱怨丈夫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安全的储蓄所

M-PESA 也可以作为储蓄帐户使用（虽然它并不支付利息）。备用积蓄使人们能够应付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比如突然需要支付的治疗费用。“每年都有很多人走出贫困，但又有很多人因为没有备用积蓄，在困境出现时不得不变卖资产且失去很多土地而又重新陷入贫困。”Christen 先生说。穷人们往往会通过购买牲畜（可能会生病或死掉）或黄金（可能会遭偷窃），或投资基层计划（可能会受到欺诈）来积累钱财，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 (CGAP) 的 Timothy Lyman 说。移动银行业务提供了更可靠的选择，他说，并且具有可与移动手机相媲美的经济效益。

既然具有所有这些好处，为什么移动银行业务只在肯尼亚和少数几个国家取得发展？如M-PESA 业务在坦桑尼亚邻近国家表现不好。存在的特殊因素使M-PESA 业务更有可能在肯尼亚得到采用：通过其他方式汇款费用极高；主要移动运营商（Vodafone 的分公司）Safaricom 非比寻常的巨大市场份额；监管人员允许计划进行的决定（甚至没有正式的注册审批）；最有趣的是 2008 年初，大选后国家出现的暴力。M-PESA 业务用于转帐给当时深陷 Nairobi 贫民窟的人，且一些人将 M-PESA 业务视为比银行更安全的储蓄方式，这卷入了种族争端。这一切使 Morawczynski 女士认为，移动银行业务在肯尼亚的成功可能不可复制。“但我希望有人能证明我是错的，”她说。

有迹象显示她的愿望将成为现实。在许多国家，对移动银行持怀疑态度的银行和监管人员转而支持这一想法（部分因为 M-PESA 的成功）。“许多在去年好像非常巨大的绊脚石现在好像也不是很巨大了，或者至少是可以控制的，”Lyman 先生说，关于非银行（即运营商）提供金融服务，在“方便程度上已经发生改变”。“一年前，大多数银行很担心移动银行会抢走他们的饭碗，”MTN 公司的移动银行先导者 Dare Okoudjou 说。而现在，一些银行已经意识到和移动运营商联合起来开始移动银行服务将使他们拥有更多的顾客。毕竟移动运营商拥有比银行更有影响力的商标和更广阔的范围。

同时，银行的加入打消了监管机构的疑虑。通常，移动货币计划限定了帐户余额和转帐数额（通常约为 100 美元），这有助于减轻关于洗钱的忧虑。用户签字时，必须出示证明身份的证件。这使整个过程比购买 SIM 卡更正规，却没有开设银行帐户时严格。“我们能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Okoudjou 先生说。

2009 年 3 月，MTN 与 Stanbic 银行在乌干达合作推出的手机货币服务提供了令更多人们乐观的理由。MTN 通过大型的营销活动来推出此服务，此活动以寄钱回家这一简单理念为基础，如 Safaricom 先前在肯尼亚所做。据 MTN 说，三个月后，60% 的人听说了此项服务，此意识水平 M-PESA 需花一年才能达到。四个月后，此服务已注册了 8.2 万名用户。那个时期转帐所得的 510 万美元中，一半是在第四个月，这显示了此服务的飞速增长。MTN 计划到 2010 年初将路径数量增加到 5000 个用以处理移动现金业务。

无银行帐户的银行业

MTN 在乌干达显而易见的成功似乎表明其在肯尼亚也会取得同样的成功。MTN 将技术和程序在乌干达优化后，打算将此服务推广到非洲和中东的另外 20 个国家；并已在加纳推广实施。同时，管理几个非洲市场的 Zain 已开设了名为“Zap”的移动现金服务。据扶贫协商小组调查，到 2009 年底，发展中国家将有逾 120 个移动现金体系，此数字比 2008 年多了两倍多。预计到 2012 年，17 亿人将拥有手机，其中有些人没有银行帐户，但却有 20% 的人将使用移动现金服务。

运营商并不期望从手机银行业务中赚取太多钱，Okoudjou 说道，但它有助于防止客户转投竞争对手；允许客户直接运用手机充值以此降低成本；同时运营商仔细考虑提供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更为重要的是，他说手机银行业务可帮此行业重现初次使用手机时的巨大影响。“这是新一轮的浪潮，它可再次释放手机的潜能，”他说，“因而我们需要这样做；我们需要做恰当的事；我们需要重头再来。”

《经济学人》特别报道，2009年9月26日

关于电信业在新兴市场的特别报道

移动电话的使用即将普及，下一任务是因特网的普及

要过多久地球上的每个人才都能拥有一部移动电话?“现在看来，在未来十年内全球移动电话的普及率极有可能超过 100%，并且可能更早实现，”国际电信联盟（成立于 1865 年，宗旨是规范国际电信业）秘书长 Hamadoun Touré 说。2007 年，西欧的移动电话普及率（每 100 人拥有的移动电话数量）已经超过 100%，从那时起，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在遵循这一普及率。一月份，南非的移动电话普及率超过了 100%，加纳达到了 98%，而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则有望在 2013 年达到 100%。

即使是 100% 的普及率也不能表示每个人都拥有了移动电话，因为许多人都拥有多个移动电话或者多张 SIM 卡。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是潜在消费者：例如，五岁以下的儿童通常不使用移动电话。但是，按照当前的增长率，可能在五年内，当然也是十年内，世界上想拥有移动电话的每个人大概都能如愿以偿。应用高速宽带的 3G 网络将广泛应用，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并且甚至更快的 4G 网络也将在一些地区迅速推广。然后将怎样？

这场危机显示出了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的缺陷。大量的资本涌入像美国、英国这样的债务国，增加了资本市场的泡沫。正如本期专题报告所分析的，这些行为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市场本身已被薄弱的监管、危险的激励方案以及鲁莽的使用数学模型所困扰。解决这些问题估计需要18个月左右，届时立法应该已经完成，新的金融体系蓝图已经变得更加清晰：更小的规模，更好的监管，更加的保守。

下一任务，Touré 先生说，是保证想要使用移动技术访问因特网的人能够心满意足。和业内的许多人一样，他预言，使用低成本的便携式计算机或者上网本并通过移动网络连接因特网将成为可能。“移动宽带将成为全球现象 — 将成为宽带的主要形式，”Informa 公司的 Jotischky 先生说。他认为，到 2014 年移动宽带用户将达到 14 亿。

与此同时，随着便携式计算机的尺寸越来越小，价格越来越低，以及移动电话的超前潜能，二者似乎可以合二为一成为一系列新设备，集计算机的动力和多功能性以及电话的便携性于一体。上网本便宜得仅售 200 美元，而在一些国家，甚至就像为用户提供的移动电话一样，签订长期移动宽带协议之后就可以领取。移动电话就像移动宽带网络的先头部队，因特网的使用也将被推广到全人类。

在技术产业内部，关于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作为促进发展工具的相对优点方面存在长期争论，移动宽带和便宜的上网本的结合体将解决这一争论。领导计算机夏令营的麻省理工学院的 Nicholas Negroponte 支持发展 100 美元的便携式计算机。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坚持认为应降低便携式计算机的成本，并说服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购买并发放几百万台，以产生巨大的教育效益。

对于此方案，评论家们坚持认为，在校舍、教科书或教师培训方面花费 100 美元比用于便携式计算机更有意义。移动电话的拥护者，包括 Iqbal Quadir（在这个问题上，他曾经和 Negroponte 先生一决高下），指出移动电话提供了直接的经济利益，使其以自给自足和自下而上的方式得以推广，而无需大量的政府资助。Negroponte 先生回应说，移动电话对教育作用不大；Quadir 先生的回答是，由于移动电话对经济发展的推动，父母能够承担得起子女的教育费用。这场争论在持续数年后，现在以双方和解而告终。

表面看来，移动阵营的一方似乎取得了胜利。现在，移动电话被视为发展的重要工具，而 Negroponte 先生便携式计算机的计划已经失败，未能实现雄心勃勃的目标。但是，尽管他的工程师截止目前只是成功地把精致的便携式计算机成本降低至大约 150 美元，他们已经展示了低成本设计的可能性，并帮助创造了今天充满活力的上网本市场。假若上网本确实成为了发展中国家访问因特网的首选设备，Negroponte 先生将笑到最后。但是，假若这些上网本最后成为带有键盘的、经由移动网络访问因特网的大型移动电话（这种情况也似乎极有可能发生），那么 Quadir 先生和他的阵营可以宣布获胜。设备和网络方面的技术进步似乎已经渲染了这场辩论会：重要的是，因特网的使用正像移动电话一样变得愈加普遍。

即使对于通用的移动接入，障碍依然存在，除此以外，通用的因特网接入也是如此。问题之一是缺乏主干链路，非洲更是如此。但是，一系列新的电缆正在准备中，为的是改善非洲同世界其他国家的连通，提升因特网性能并降低接入成本。其中，东南非洲海底光缆系统 — 东非第一条现代化海底电缆已于七月份铺设完成。

随着国际链路的改善，网络设备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提供低成本的移动宽带服务将并非难事，沃达丰的 Colao 先生说。主要面临的挑战将是降低接入设备的价格，“我们需要研制出一套最高限价为 60-80 美元的移动数据设备，”他说，“上网本很棒，但我们需要一个新兴市场，使上网本的价格为现价的三分之一。”至于电话，他强调，“价格低于 35 美元时，我们已经得到了真正的突破。上网本价格一定要在 100 美元以下时才真正具有吸引力。这就要求相邻产业的进步，如芯片制造和制造业，而不是电信业。”

乡村上网本的兴起

与此同时，Grameen 基金会的 Cantor 先生指出，相当于因特网的乡村电话模型可以为最贫困地区更广泛地使用因特网提供跳板，正如乡村电话的广泛使用是电话技术的阶石一样。Grameen 基金会已经尝试通过送给乌干达一些乡村电话接线员上网本，使他们能够在出售电话技术时出售因特网接入。尽管乌干达的 2G 移动网络连接速度相对较慢，但那里对网络服务的强烈需求远超预期，并且收益是预期的两倍，达到了服务的自给自足。

世界银行的 Christine Zhen-Wei Qiang 指出，印度网吧的管理员只针对访问政府在线服务收取极少的费用。这就可以更加容易地获取网络服务，防止官员索取贿赂，并为网吧管理员提供一份收入，“因此存在盈利的模型，”她说。为企业家提供小额资金贷款以购买上网本并且提供信息服务或许可以行得通。用于普及移动电话的许多方法可能用于未来拓展因特网。

如 Qiang 女士的研究所示，使用因特网比使用移动电话更能推动经济增长。但要充分利用因特网，用户必须拥有一定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从长期来看，这对发展的作用可能更大，但不可能像本世纪前十年移动电话的普及那样突然并富有戏剧性。

在电信历史的重要规划中，移动电话与先前的任何一种科技相比，已经让更多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迅捷和与众不同。它们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普及，而且证明是人们接受最容易而且使用最实惠的通讯工具。实现地球上每个人都能与全球远程通信网络相连的漫长过程明晰可见 － 全球远程通信网络开始于 1791 年电报的发明，迄今为止即将大功告成。移动电话尤其在推进电信民主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益处方面居功至伟。

《经济学人》特别报道， 2009年5月14日

国际银行业特别报道

从资产到负债

变动的银行资产负债表

金融行业黄金时代的秘密是，赚钱简直是小菜一碟，简直令人羞耻。信用供给似乎无穷无尽，银行业可以随意扩张。信用需求同样无穷无尽，为那些臭名昭著的复杂结构产品带来许多愿挨的买家。在严重扭曲风险模型的年代，银行业得以以较低的资本运营。假设曾经的良好表现预示着未来同样丰厚的收益，完全不顾标准的行业意见。证券化能分散风险的理论使人们产生了错误的安全感。

结果，许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表扩张战略，不断向外贷款并持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证券。低风险、流动性泛滥、许多机构因为资金看上去过度充裕而遭受诟病，这一切使得增长看起来并不需要太多成本。"只要能赚一分钱，即便资产负债表无限扩大，我们都会干。"一位华尔街的老手这样说。

现在情况有点变化。如果说过去十年董事会都在围绕资产负债表的资产进行讨论的话，那么在未来十年，经理人将集中关注负债——包括为抵御潜在损失风险应持有的资产的数量和品质，以及融资期限和来源。银行将由此受到其资产负债表的重重束缚，而不是恣意妄为。

先从突然成为稀缺资源的资本说起。现在，基于私人投资者还将出现更大损失的预期，资金将尤其稀缺。即便当前危机得到缓和，这点也不会改变。银行不得不持有更多资金，因为监管者要求它们有防范损失的更大缓冲，当然这并非唯一原因。

由于经济下行被考虑进银行风险模型中，资产的风险权重提高了，这也迫使银行留存更多的资本。债券持有者希望资本结构有更多的缓冲资金，以防范损失。股东虽然较迟才意识到，但也乐意放弃股票的高收益以降低"倾家荡产"的可能性。因此，拥有更多股本权益的银行现在更被市场看好。"2000年至2007年间，股本-资本比和银行股权总收益间并没有什么相关性，"巴克莱银行的华莱先生说道，"但现在这种相关性意义重大。"

持有多少资本并非银行唯一要认真考虑的事项。他们还应该持有合适的资本种类。银行资本由普通股和其他多种金融工具组合而成。其中，普通股在危机来临时首当其冲；其他金融工具多由股权和债务构成。危机来临之前，这种资本) 的比例就稳步上升，近几个月来，更是加速上升。普通股被损失吞噬了，政府主要以优先股填补损失以避免国有化。

资本组合的变化带来了奇特的效应，它增加了银行的总资本基础，但是扰乱了那些视普通股为唯一可信赖的抵御损失的防线的股东们。因此，普通股持有量不足的银行在市场中遭受惩罚。"结果证明，资产混合没有太多吸收损失的能力，并且在压力时期用处不大。"高盛银行的拉姆斯登先生总结道。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商业银行在危机面前虽然看起来比其欧洲同行有更充裕的资金，却还是遭遇资金问题。并且这同样有助于解释银行急于以折现价格回购混合债务的行为：他们可以将增加的资本利得记做利润，需要时用它来充实资本。

金融混合工具以及其他形式的初级债券的持有者也有理由反思。譬如，2月份英国政府决定改变国有化了的银行布拉福德-宾利（Bradford&Bingley）发行的次级债券的条件，吓坏了欧洲市场。当德意志银行12月份决定放弃于第一时间赎回10亿欧元（折合13亿美元）的次级债券时，债券持有者被套牢了。信用之光（Creditsights）研究公司的约翰•雷蒙说，投资者以前喜欢购买会银行资本结构中级别较低的债券，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债务所带来的高收益边际上能够大大补偿风险的增加。现在他们的想法变了。

在无担保债权人中，高级债券持有者在银行清算时能于第一顺位受偿，因而没有那么多的担心。一般来说，监管者严格遵守银行救市的规定，即股东承担损失，债权人得到保护。更多的股本缓冲会有助于通过消减债权人对于损失过多的担忧来降低举债成本。

不过危机过后，各种各样的银行债券还是会被认为风险更大。投资者不会那么快忘记，去年9月华盛顿互惠银行倒闭时，西雅图的储蓄贷款社（译注1）的资产和存款转给摩根大通银行，而债权人却被撂到一边。甚至在那些和美国一样没有明确赋予存款者较之债权人优先权的国家，首先偿还纳税人的政治必要性也是不言自明的。由于冰岛危机，银行业的信用更加和他们总部所在国家的信用联系在一起。

所有这些变化的首要影响是使扩张资产负债表的成本变得更加高昂。同债券持有者一样，心有余悸的银行业股东现在要求更高的风险报酬。投资者对于稳固的资产负债表的需求将激化对资本与高安全性的债券的争夺。在每单位资本支持的资产数量受到越来越多限制的银行业，股票走得不会太远。

所有这些反过来又会让银行更谨慎地选择资本配署的方向。杠杆作用减弱，风险更加清晰，融资成本更加高昂。这些令银行高层们对那些吸纳大量资本而收益低的活动进行更严格地审查。"过去，一些银行可以无限扩大其资产负债表，"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的投行总裁保罗•卡乐洛说道，"现在由于资金紧缺迫使银行不得不提高其资产负债表和资本使用效率来实现收益最大化。"例如，专有自营交易室（译注2）在这个变化的环境中看上去不再那么吸引人了，因为银行自有资本被交易员置于风险之中。这种交易方式的优势已经丧失殆尽，摩根大通投行部的比尔•温特斯评论道。

对资产流动性的准确判断也很重要。当市场流动性不足时，资产在负债表上的留滞时间就会延长。这使投资机构面临更高的风险，并阻碍资金的优化配置。比如，瑞信（Credit Suisse）正计划继续经营美国住房抵押证券（RMBS）业务，并退出泥泞的欧洲住房抵押证券市场。美国市场潜力更大，也更有流动性，而在欧洲市场，银行被迫长期持有资产。

不需要太多资本和太高风险却能迅速获得丰厚收益的买卖自然受到青睐。就拿投行咨询业来说，许多小公司根本不需要资产负债表就能获得不菲收入。又如保管其他金融机构资产的保管业，以及资产管理业——风险之中的是别人的资产。两家独立投行高盛和摩根斯坦利，都表露出来对资产不密集的行业的浓厚兴趣。

债务二难

未来，日益受到关注的将不仅仅是资产。鉴于此次危机，管理层（还有监管者）还会将注意力投向业务融资。随着借贷成本上升，贷方需要更高的安全保障，其对流动性风险的警惕将影响行为决策。

譬如，他们会更加关注资产是否能够为进一步的借贷作担保。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胡•范•史蒂尼斯（Huw van Steenis）说，银行会区分不同活动，有些产生能放到中央银行的担保（如高质量的抵押），有些本身就可以抵押（如股票），另一些则完全不能用来担保——反而要消耗未担保融资。这种债务的成本和稀缺性意味着相关行业——例如股票包销——要求更高的收益。

尤其重要的是，银行业将会更加警惕融资风险——即债务到期时是否能展期。那些过度依赖长期资产和短期负债之间差别定价赚取利润的机构，在流动性紧缩的时候由于既无法通过短期债券再融资又无法变现其所持资产而损失惨重。

更准确地讲，此次危机所反映出来的缺陷存在于短期规模融资之中，即虽然能快速展期但却没有能够安抚个人存款人的政府担保。这种融资方式已经处在此次危机的旋涡之中。

许多次级抵押证券通过帐外交易工具持有，这些交易工具通过向货币市场基金和其他投资者发行短期有资产担保的商业票据来进行融资。一旦这些基金突然停止购买这些商业票据，那么与这些交易工具相连的银行流通性额度将瞬间生效。与之相似，投资银行通过隔夜再回购协议获得的融资在2004-07年间急速膨胀；在危机到来之前，它们每天续期（roll over)(译注3）超过四分之一的负债，这让他们在突然出现的信心低迷面前脆弱不堪。

短期规模融资也是导致在此次金融危机首当其冲的诺森洛克银行（又译作北岩银行）陷入窘境的一个原因。诺森洛克银行在2007年9月经历的挤兑，是1866年以来英国的第一起零售银行挤兑案，诺森洛克银行的失败会永远跟挤兑的印象留在一起，罪魁祸首在于银行滥用证券化以期扩张其抵押贷款资产。然而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宋申铉（Hyun Song Shin）于200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在细致分析了诺森洛克银行垮台的案例之后指出，导致其失败的罪魁祸首既非挤兑也不是证券化。

零售挤兑开始于九月中旬，当时有消息称英格兰银行在为其提供紧急支援。然而事实上，自8月中旬开始诺森洛克就已经面临融资问题了。诺森洛克的挤兑发生在银行对公融资问题之后。融资撤出也不能算在证券化头上。诺森洛克的证券化载体向投资者发行较长期票据，不存在某个季度 面对对公赎回的威胁。对该银行产生的最早且最严重的挤兑发生在短中期对公债务中。

在面对融资结构压力破裂时，银行有两种常用对策。第一是延长所发行的对公债务的期限。当然，有些机构可供延长的幅度并没有其他一些机构那么大：例如，高盛发行的无担保债务平均期限达8年，令人艳羡不已。但当市场回暖之时，债券期限很可能会延长。

发行更长时期的债券也有其缺陷。行业内长期债券融资比例的大幅提高势必带来高昂的成本，特别是因为银行为了吸引债券投资者将不得不相互竞争，而这些投资者已经被其中的众多机构作为猎取对象了。证券化市场已受到严重破坏。(相关文章）

第二种更为重要的选择就是银行增加更稳定的存款拥有量。最具戏剧性的一个急转弯发生在高盛和摩根斯坦利这两家幸存的投资银行身上。两家投行于去年9月转变为银行控股公司，以易于吸收存款。

然而零售银行融资方式的巨大转变更是备受争议。贷款存款比率（LDRs）和如今的资本比率一样紧紧地与股票价格联系在一起。对于刚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欧洲国家，跨境资本流动曾经如此关键，现在也早已销声匿迹。这些国家中，那些有着较高贷款存款比率（LDRs）（即较少存款）的国家的银行股价猛跌。

那些曾经通过大开对公融资渠道而获得负债融资增长的零售银行老板们现在正在致力于降低贷款存款比率。在被劳埃德TSB集团（Lloyds TSB）低价收购之前，苏格兰哈利法克斯银行（HBOS），另一家受到危机打击的英国贷款机构曾一度试图处置那些依赖于对公融资的业务，以此来增加集团贷存比。现在很多银行都对资产扩张加以限制，要求贷款的扩张速度不得快于存款的增加速度。

筹集存款的需要为银行业一个经久不息的争论——即银行分行与其他客户通道孰优孰劣的问题——注入新的话题，而支行很可能由此得到加强。研究一致表明，强大的地方支行网络是吸收存款的最有效的途径。Shin对诺森洛克的分析包含一些关于获取零售存款业务有趣的细节。即便办理业务时会排起长龙，持有支行帐户的顾客仍旧比其他人更具忠诚度。 网上账户持有者和支行账户使用者离开特定银行的比例相同，而邮储用户和国外帐户持有人则要多变得多。

确实，银行需要资金来源和期限的多样化组合，无论是对公还是零售业务。只靠存款仍然会招致风险。毕竟，存款随时可以提取。政府的担保并不能阻止储户对不同机构的区别对待。公司以及个人同样希望避免从失败的银行挽回存款的麻烦。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需要考虑，有没有足够的存款供银行吸纳？

机会悄然而来

谁会从危机中受益？

此次的危机极具毁灭性？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金融危机是否也具有创造性？当现有的经营者消失，既定的商业模式不再有效时，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公司却欢欣雀跃。银行业的风波使得该行业的边缘企业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们包括：

小型专业顾问公司。"它们就像恼人的小麻烦"这是一家大型投资银行描述这类公司时所用的语言。顾问公司缺乏融资能力，尚未在全球各地立足，没有大型资本市场业务，因此它们的经济实力也不能和强劲的对手同日而语。但此次的危机却增强了它们惹恼大公司的实力。由于银行业大牌未能较好地管理自身业务，客户对其提出的建议也不再顶礼膜拜。许多银行在精减其资产负债表的同时，也削减了它们的借贷额度，这直接破坏了银行与顾客的关系。大银行数量的逐渐减少也促使大银行内部的利益冲突更为普遍化。因此，这些顾问公司就可以选择许多素质较高的求职者。

点对点的借贷平台。此次危机极大增强了这些网站的实力。储蓄者可以在此聚集资金，并向借贷者放贷。低得让人哭笑的利率促使储蓄者们另寻回报较高的生财之道。英国的一家网站Zopa首先提出这个构想，它表示加入该网站的放贷者呈飙升的态势。对于那些遭到银行抛弃的借贷者而言，这种低成本，低杠杆率的社会放贷者是他们的不错选择。Zopa的老板Giles Andrews表示，对于像他这样的新入行者而言，此次危机削弱了顾客对银行稳定性的信任，并且顾客也开始怀疑银行是否为他们的利益着想，而削弱的程度越大，怀疑越加严重，该网站盈利就越多。

伊斯兰的融资。在海湾地区由石油带来的巨大流动性，穆斯林与日俱增的虔诚和快速发展的市场基础设施都使得穆斯林的融资在危机之前得到了繁荣兴旺的发展。但由于西方金融体系的失败，穆斯林对风险共享和禁止炒作的重视显得独树一帜。其支持者强调通过遵守伊斯兰教法进行融资的道德约束。然而，中东正遭受经济的剧烈逆风，并且银行业的根本问题，包括过于依赖短期资金，还没得到解决。

超市。它们把此次的危机看作是一次机会，进一步打入金融服务市场。它们吸引顾客的成本很低，因为数以百万计的顾客会到超市购买物品。而超市的品牌也值得信耐。对于那些目睹了零售业者在合资公司与银行合作的超市德人来说，他们会注意到零售商更关注顾客的需要。一位总裁表示，："零售商人首先为顾客着想，而银行则为利润着想"。英国的零售经营商乐购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在3月扩大它的银行业务。

非银行机构是否有能力占据市场多数份额仍然不为清楚。此次的衰退严重影响着大多数的机构，其中也包括了零售商。监管者将掌握绝大的发言权。这些规则也许会被修改，使得能够吸引私募股权公司对美国银行投资。但是法律公司Allen&Overy的Douglas Landy预计人们会继续反对非银行机构拥有银行。一个严肃的问题是，鼓励银行业中更多的竞争是否在理。咨询公司Bain的Andrew Schwedel表示："任何降低监管标准的做法在政治上都是艰巨的"。在银行业的一堆烂泥之下蕴藏着巨大的机遇，但要抓住这些机遇却是很微妙的。

银行分支机构的妙招

银行业应从瑞典汲取更多的经验

如果说一家银行在金融市场陷入低谷时能获得创纪录的利润，这可能是偶发事件。但当同一家银行连续数年比同行的平均股本回报都高出一筹的话，就应该对其仔细打量了。而当该银行的经营模式能够解答一些殃及整个行业治理难题时，就应该得到人们广泛关注了。

这家银行就是瑞典的Scenska Handelsbanken，这家零售银行的足迹遍及斯堪地那维亚地区，英国和其它一些地方。2008年第4季度，该银行的营运利润比去年同季度上涨39%。在过去的一年中，它吞噬了储蓄和新贷款业务市场的巨大份额。虽然全球经济危机还未开始影响到瑞典，但该银行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能够度过难关，因为Handelsbanken在90年代该国的银行崩盘中涉险过关，且毫发无伤。

银行经理将他们取得的胜利归功于极度分散的管理模式。该模式于1972年采纳，而在这之前Handelsbanken曾遭遇到困难。支行的经理是银行主要决策者，他们遵循银行内部所谓的"教堂高塔原则"。也就是说，你经营业务的范围应该限于你在当地教堂高塔上目视所能达到的范围。所有信贷的决定完全取决每个支行。不能通过支行经理上级的途径，获得发放贷款的权利（额度较大时也要求得到上级的批准）。

银行不在意向其它投资者出售贷款。银行财务总监Ulf Riese表示, 信贷损失的30%都可以追溯到最初的放贷决策，但70%的损失都源于借贷者境况的改变以及银行对此做出的反应。他表示，银行应该和顾客打造深厚的联系，从而才能发现这些变化，并对此做出调整。如果借贷的确发生问题，Handelsbanken没有其它银行所拥有的中央专家工作小组出面介入，并屡清毛病。而各个支行从事该工作，并还会负责成本管理，工资水平及产品供应。地区管理层的人员会决定在何处建立新的支行。

让各个支行自行安排其命运影响深刻。该银行的信贷传统在整个经济周期中都保持一致，这意味着它在繁荣时会失去市场份额，但在像如今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却可以赢得业务。银行认为是顾客需求，而不是产品目标决定了增长。因此，它没会对明年的预算进行正式的规划或预测。Handelsbanken同时还避免奖金的发放。因为该银行的工作是基于与顾客和员工打造的长期关系，而奖金不利于此。如果达到了其设定的股本收益率目标，一部分利润就将会流入银行的最大股东——养老基金体系——也是银行最大的股东。

Handelsbanken仅仅是一个斯堪地那维亚的例外，还是它真能给其它银行带来一点启迪？它的运营方式部分奏效，因为它有选择性地接受顾客。一个针对大众市场的银行很难仿照它的运营模式，并获得利润。Riese承认，瑞士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严格地控制贷款增长率，这促使Handelsbanken引入了一个分散经营的模式。在监管放松的市场内，如果支行全权负责自身业务，那就会导致更多的错误决策。但Handelsbanken的核心哲学——关注顾客，而不是产品，注重每一个运营单位的盈利能力，强调长期的关系，而不是短期的收益——正逢其时。

《经济学人》特别报道， 2009年5月5日

科学技术领域的特别报道

消费电子：通过将其从对电线的依赖中解放出来，移动设备新一步的解放运动正在进行之中。

如果电磁学之父Michael Faraday能够来到21世纪，无疑他也会对iPhone表示出惊叹。如果能把玩iPhone五个小时，通过点击触摸屏浏览网络、打电话、玩游戏并通过定位卫星定位自己的位置，可能他也会产生一点疑惑。既然技术和通信业已经有如此多的进步，为什么如此精巧的设备充电的时候仍然需要插上插头？如果电话和网页都能通过空气发送到移动设备上，为什么电能不行呢？有时，许多消费者和设备生产商也会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现今，无论是行业巨头还是新兴公司，都希望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对电子工业的老牌观察家们来说，无线充电的承诺听上去熟悉得近乎乏味。2004年，英国技术公司Splashpower由于其开发的无限充电板，曾吸引到消费电子公司"非常巨大"的兴趣。公司名为"Splashpad"的产品，基于法拉第于19世纪发现的电磁感应原理，内含一个在电流通过时能产生磁场的线圈。当内含相应线圈的移动设备被放置在板子附近的时候，与产生磁场的过程正好相反，磁场会则令移动设备的线圈中产生电流。从而不使用电线也能对设备的电池进行充电。不幸的是，尽管法拉第关于电磁感应的理论经历了时间的检验，Splashpower却没有。去年，在没有发布任何一款产品的情况下，公司宣布了破产的消息。

多亏了电磁感应理论的简单和易升级性，其仍然是无线充电舞台上，现存的许多公司的技术选择。但从Splashpower的经历能看到，将这一理论转变为可盈利实际产品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最主要的障碍之一是，一直以来游说制造商在设备中集成充电模块非常艰辛。但最近，在一些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变化。

首先是2008年12月，无线能源协会的成立，这一团体致力于确立无线感应充电的通用标准，并以此推动这一技术的应用。(他们通过仿效一个为蓝牙制定标准的类似团体来进行运作。蓝牙技术是一种现今大部分移动电话都具备的短距离无线技术。这一新团体的成员中包括几家电子消费巨头，比如飞利浦和三洋，同样也包括芯片制造商德州仪器。

协会主席同时也作为飞利浦标准化总监Menno Treffers表示，对无线充电技术来说，全球化的标准是唯一且最重要的必需条件。飞利浦是已经商业化无线充电技术的少数几个公司之一。代表的就是电动牙刷和名叫"情侣亲密按摩师"的产品。但Treffers先生承认，需要用一种更加协作的方式去保证像移动电话，笔记本电脑和数码相机这样的不同设备能够共享同样的充电设备。

充电在未来

移动设备制造商之间激烈的竞争也加速了无线充电技术的引入。一年一度的消费电子盛典已经在拉斯维加斯举行，其上的明星就是来自Palm的时尚智能手机Pre。除了具备诸如触摸屏、Wi-Fi、GPS、蓝牙和内置相机这些标准的标准的技术特色之外，Pre同时也提供了一款名为Touchstone的充电板作为可选配件，其就是利用电磁感应为设备无线充电。当手机放置板上时，双方之间同过内置的传感器进行识别。充电板中嵌入的磁铁会校正手机至正确的方向并在充电过程中维持手机的稳定。

Palm不是唯一一家在拉斯维加斯推出无线充电展品的参展商。无线能源协会的另一加会员同时也是Splashpower 资产的最终收购方，Fulton Innovation就通过这一展览揭开了一系列产品的面纱，其中包括一款内含感应线圈的车载控制台，可以帮助你在汽车行驶过程中对移动设备进行无线充电。（宝马宣布将为其在韩国销售的7系轿车中为一款三星的手机提供无线充电的接口。）博世的一款改进工具箱则显示了为电动工具提供无线充电的可能性。

其他一些正在研究中的家庭应用包括，在厨房台板中嵌入充电板，以方便搅拌机和其他厨具的无线使用。Fulton创新公司的Bret Lewis表示其公司的技术同样能在工业应用或为电动汽车充电方面大展拳脚。然而，暂时研究的重点仍然放在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其他消费电子之上，他预测2009年将成为"无线充电之年"。这份野心可能有些过大，但最近出现的第三个技术进步意味着感应充电的商业化之日可能不会太遥远。

2008年11月，德州仪器宣布与Fulton创新合作，"加速开发高效无线充电的解决方案"。为多家世界先进移动电话制造商提供组件的德州仪器声称，其正在研发支持Fulton创新所开发技术的集成电路产品，最终目标是降低无线充电所需组件的成本和体积，同时也让设备制造商更易将组件集成在它们的产品中。

德州仪器充电电池部门的主管Masoud Behesht 评论道，"从半导体和电源管理的角度来说，无线充电只是我们正使用技术的自然衍生而已。"他预测正如蓝牙技术一样，无线充电最初会配备在高端设备中，之后则逐渐得到更广泛的使用。

基于电磁感应原理的无线充电设备正将进入市场，一系列在或短或长距离内传输能量的替代技术也在研发中。成立于科罗拉多州的WildCharge公司已经开始销售无线充电设备，其采用的是一种更加便宜且简单的方法，移动设备通过四个导电金属触点与一个特制的充电板连接，进行充电（如下图）。

WildCharge和获得其技术许可的厂商已经为许多流行产品开发出可替换的背面外壳，例如摩托罗拉的RAZR手机，以及任天堂Wii和PS3的手柄。无论设备被怎样随便的扔到充电板上，背板上的两个突起都能保证与充电板直接通电。公司同样为黑莓智能手机开发了特制的"皮肤"，可以使其不需要充电器进行充电。相较于感应充电，这种方法可能没那么让人惊叹，但设备与充电板必须直接连接的"握手"方式却不再必要了，同时在充电开始前，也不再需要让设备与充电板保持在特定的方向。

蓝图的另一个方向是长距离无线传输能量的设想，如果能够实现，理论上可以连充电板也不再需要了。这种技术通过无线电波传输能量，通过发送器发送并使用天线接收，以此产生电能。通过从晶体收音机发现的无源性原理，这种方式已经在难以替换电池或完成维护且距离较短的条件下得到验证。现在的困难主要是，在长距离上对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进行充电所需要的无线电波强度可能会对人体健康带来危害，同时，也不太可能为各个监管机构所接受。

不过，一家位于匹兹堡名为Powercast的公司已经研发出可以在安全能量等级下仍能使用的无线充电产品。在低于1。5米的范围内，这一技术可以用来驱动低能耗照明装置；在三米以上的范围，无线电波可以为涓流充电状态下的充电电池提供电力；甚至在7。5米以内的距离上，它们也能为无线传感器网络提供电力。公司承诺在"数米距离上提供毫瓦级电力"和"数厘米距离上提供瓦特级电力"。

同时，硅谷一家新兴公司PowerBeam正在尝试另一种方法。其使用激光将能量在两地间定向传输，但其同样面临调监管批准的困难。公司表示，低能量强度的激光和一系列的安全措施保证了即使人体暴露在激光下，其受到的辐射仍能保持在监管允许值内。

如此多的公司致力于追求无线充电技术，还要多久这一技术才能真正美梦成真？咨询公司Forrester的Charles Golvin说，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是，制造商抛弃现存的丰厚盈利模式。他认为，由于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已经在家，办公室或车中拥有充电器的品牌，许多手机制造商使用特制的充电器来维持消费者群体。这可能使消费者不乐意接受通用的无线充电标准。但Colvin仍然认为，长远看来，强大的市场需求将为无线充电技术的成功铺平道路。

高潮和低谷

市场调查公司Gartner的Stephan Ohr表示无线充电在未来一定是可以实现的，但其广泛应用的道路也不会像许多行业预测那样容易。新兴技术通常都要经过一段"期望夸大" 的过程，技术被疯狂宣传，但却无法获得推动。只有度过"泡沫破灭的低谷"后，随着期望回归到一个更加理性的层面，新技术才能真正得到广泛应用。对无线充电来说，Ohr 预期这一过程会花费3到5年。

现在看来，无线充电进入主流消费领域已不是可能与否，而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如果说致力研究的厂商近来一直在泡沫破灭的低谷挣扎，法拉第无疑可以给与他们一定的鼓励。他就曾发现"如果与自然规律相符，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奇到无法实现的。"即使是无线充电的iPhone也不例外。

视频分析

谁说机器看不见

信息处理：计算机视觉软件的进步让机器以多种新方式看世界

想让员工在服务客户时始终面带微笑？就算你是一个处处留心的主管，这也绝不容易做到。欧姆龙公司，一家日本的机器人软件开发商，为这个难题找到了解决方案。他们开发了一种可以分析数码图像和视频的软件，该软件可以对人的面部表情进行识别和分类。这家公司很快就将销售这款"笑容测量"系统，这一系统能实时地提醒主管他的员工此时的笑容情况，如果需要，它甚至能在一名收银员做出了不合格的露齿微笑时发出提醒。这一软件系统还能根据雇主的要求来进行配置，而这取决于雇主到底需要雇员们展现出怎样快乐程度的笑容。

想用电脑来测量笑容，这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是个笑话。然而，机器在学习"看"的能力这方面，已经越来越值得信赖，而且越来越实用了，这也带来了广泛领域的新应用。计算机视觉技术，也被称为对象识别技术，在过去的几年里快速的发展，使得计算机不再为了搞清它们看到了什么而苦苦挣扎，它们在某些领域已经能比人做的更好，令人惊奇的是，其中的一个领域竟是理解人类的面部表情。

纽约布法罗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Venu Govindaraju正在设计一款软件来帮忙鉴别表情的真实性。他发现如果表情产生和消退的时间基本一致，那么很有可能是真实的，而那些"开始"和"结束"时间不一致的表情往往不可信。通过这种方法来判明真伪还远远达不到万无一失的程度，但它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方向。真的非常不错，事实上，英荷快消界的巨头，联合利华公司，已经在使用一款表情分析软件来判断测试者对试吃食品的反应。而宝洁公司，联合利华的美国竞争对手，使用类似的技术来试图解读座谈小组在观看该公司广告之后的反应。

使用计算机视觉科技不光能分析人们对广告的反应，还能分辨观看者属于哪一类人群，这一新技术带来了很多新机遇。数码公告牌——在公众场所播放广告的大型电视屏幕，已经开始考虑天气因素（如在天热的时候兜售冷饮）和时间因素（如在晚间推荐酒类饮品）的影响。NICTA（澳大利亚的国家信息和通信技术研究中心）一家由澳大利亚政府建立的媒体实验室，已经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们开发了一款数码摄像广告牌，称为TABANAR。

当一个路人接近它的时候，系统软件能判定他的性别，大致年龄和头发长短。它会用具有高度针对性的广告来吸引路人进来购物。例如：对小孩子播放会动的玩偶，给不留胡子的男士播放剃须刀广告。如果这个人不予理睬，TABANAR会播出一则不同的广告，可能还伴着动感的音乐，等他转身回来了，TABANAR又会播放另一则广告。NICTA的Rob Fitzpatrick说："你走了然后又回来，你会说：'哇欧，谢谢，你怎么知道我正需要这个？'"

除了促进销售，计算机视觉技术同样也可以用在阻止销售方面，最近在日本，通过自动贩卖机销售香烟，如不验证购买对象是否年满20周岁，将被视为非法。Fujitaka公司，一个京都的自动售卖机制造商，迅速的设计了出了解决方案：它基于贩卖机内建的虚拟视觉系统，Fujitaka的新型贩卖机如果发现买烟的客户眼睛周围的皮肤比较丰满（一个泄露他是青少年的标志），将拒绝出售香烟。尽管实验证明这个系统辨识年龄的能力比夜店的门卫强不了多少。但Fujitaka公司的Ray Chiang称，自从政府去年批准和他们的这一新技术以来，他们公司的销量增长迅猛。

不光是年轻人，就算你是年长者也逃不过电脑的审查。加拿大多伦多康复中心的计算机专家们已经着手测试一个计算机视觉系统，这一系统能够用来监控生活在疗养院或是独居的老人们。一个廉价的摄像头安在天花板上，图像无线传输到一部小型电脑来监控人的活动。如果有人忘了刷牙，忘了冲马桶或是忘了洗手，扬声器就会发出提示声音提醒他们去做这些事。如果有人摔倒，或是有人停止了活动并在电脑提醒后也未能声明一切正常，系统就会打电话给他的亲属或是急救中心。

工作时注视着你

类似的软件也能用在快餐店的厨房里，用来分辨那些偷懒的员工。今年，宾州匹兹堡的HyperActive技术公司启动了一个称为"HyperActive BOb"的项目，他们开发了一个能通过多部摄像机采集、分析数据并向餐馆经理提供告警信号（当场报告，也可直接报告总部）的系统。当雇员在盥洗室内停留过长的时间，或是将汉堡包放置在烤架上速度过慢的时候，他们的经理就会收到信号。这一监控系统收月租费，对于每家餐馆，使用这一系统的每月花费不会超过200美元。

宾州亚德里市的独立顾问Nello Zeuch表示，计算机视觉系统同样也能用于监控生产流水线，包括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例如在汽车制造厂里，在零部件丢失或被工人误安装的时侯，计算机视觉系统能够提醒工人。在另一些情况下，例如工人拿了错误的工具或零件，计算机则会发出警告信号。而在电子工厂中，视觉科技已经成为了产品测试步骤中的重要一环。测试产品的仪器能够几乎立刻发现印刷电路板的缺陷，如果同样的任务由人来完成，那将花费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如机器准确。

计算机视觉技术甚至进步到能让它通过图像来进行互联网的搜索，而不是使用搜索关键词。今年晚些时候，艾森哲咨询公司将提供一项免费服务，被称为艾森哲物体识别移动平台（AMORP），它能让人们通过手机发送图片来进行在线查询。例如：你发送一幅图片，返回的信息会告诉你这是一款中式佳肴，别惊讶，这位移动"美食家"可能是从AsianFoodGrocer。com网站上搜集到这些信息的。位于法国索菲亚-安提波利斯的艾森哲研发中心的AMORP 项目主管Fredrik Linaker，把这一项目比作"物理世界的超链接"。

微软公司研发了一款与之竞争的服务，被称作林肯，它已能从照片和视频中认出超过一百万种物体。在华盛顿州雷德蒙的微软研究员Larry Zitnick指出，用图片来进行搜索要比用文字来进行搜索更精确。例如，我们上传一幅从杂志上获得的埃菲尔铁塔的照片，就能找到那些关于去法国旅游的网页; 作为对比，如果发送一段关于这座杰出建筑的视频，将返回那些关于这座铁塔开放观光时间等有用信息的网页，或者告诉我们附近哪里有不错的餐厅。

向互联网发送图片这一功能会像帮助人一样帮助机器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吉姆。利特希望机器人不再那么笨拙。他将机器人与互联网进行无线连接，并使机器人能够通过在线搜索图片来快速识别周围的物体。利特博士创造了一个这样的机器人，取名"好奇的乔治"。举例来说，这个机器人要识别一本书，它就会进入亚马逊网站——一家业内领先的网络图书经销商，找到这本书的图片。

计算机视觉软件的另一个很有前景的应用是用来对抗犯罪。今年一月，一家位于加州巴沙丁那市的被称作Evolution Robotics的公司，已经开始向零售店主销售一个名为购物车之鹰的系统。当顾客在超市收银台结账时，头顶的摄像机能识别放在传送带上的商品和任何遗忘在购物车里的商品。系统会将所有商品的正确价钱计入收银机。这一系统避免了"甜心宝贝"——一种收银员与小偷串通的偷盗事件的发生。作案者往往通过漏扫商品或键入错误单价的方法作案，他们也能绕过条码转换装置，小偷们往往将原有的条码撕掉，而换上一件便宜商品的条码。

法眼恢恢

偷车贼们经常把赃车转移到外地，更换车牌重新上路，不过就算这样，计算机视觉系统也能帮助我们将罪犯抓捕归案。英国公司Autonomy销售一款能够识别运动中的车辆的生产商、型号和颜色的软件，如果有一辆车经过，而它的车牌却注册在另一辆车名下，系统依靠分析路边摄像机采集的数据就能发现这一点，并提醒警方。

类似的科技也被用于帮助收回公司和其他公司获得假冒车辆。去年九月，位于伊斯坦布尔的Dijital视觉影像科技公司开发了一套电脑视觉系统，它使用装在汽车后风挡里面的小型照相机来进行视觉分析。一家律师事务所在20辆车上安装了这一系统来寻找那些被通缉的车辆，发现嫌疑车辆后立刻通知警方。在短短两个月之内就帮助抓捕了15名司机。"被捕的人们感到非常惊讶"公司创始人Muhittin Gökmen说："他们从未想过会像这样被抓住。"

汽车上搭载的视觉系统不光能防贼，还能避免事故。耶路撒冷的一家名为移动眼视觉科技的公司提供这样一种视觉系统，该系统能提醒驾车者那些藏在视觉盲区的车辆，还能在车辆附近遇到超速者和飙车族时提醒驾车者不要变线。该公司已经向汽车制造商售出超过100,000套这样的系统，其中包括宝马，通用和沃尔沃这样的知名企业。今年，移动眼公司还将研制一套新系统，能够在车辆即将发生碰撞时进行刹车。

同时，位于海法的以色列工学院技术研究中心正在开发一款为危险的道路交汇处设计的道路视觉系统。该系统能通过闪烁路边的信号牌来提醒即将发生碰撞的车辆的驾车者注意安全。这样的安全系统也不仅仅局限于道路使用。DFS德国空管局，德国负责空中交通管制的政府机构，准备启用一套为机场设计的视觉软件。该系统通过监视镜头发回的照片来完成"高级平面运动引导和控制系统"的工作，它将在滑行的飞机和运送行李、食品的车辆间出现潜在碰撞可能时发出告警信号给机场的地面管制员。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的交通模式安全信息专家，Jake Aggarwal先生，正在美国国防部的基金支持下研究如何分析那些由空中拍摄的可疑的车辆的移动痕迹。"Aggarwal先生说："理解车辆的移动轨迹对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情报及安全专家大有帮助。"可疑车辆包括那些在政府大楼和军事设施周围绕圈或者开往这些建筑的车辆，特别是停在它们附近的那些车辆。

计算机视觉科技的进步，简而言之，有着从广告业到制造业，从道路安全到反恐作战的广泛应用，所以，这是一项值得我们大家都来密切关注的科技。

齿轮之变

航空：能够在驱动飞机时减少排放的"绿色"喷气引擎正在发展。其中哪种设计将获得胜利呢？

对于那些常常进行空中旅行的人来讲，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的喷气式发动机已不再陌生。早期的喷气式发动机进气口狭窄且噪音巨大，但是随着前部风扇直径的增大，发动机变得越来越安静。相较上世纪六十年代声音巨大的喷气式飞机，一台现代的涡扇发动机噪音水平降低了80%，油耗也下降了一半，同时温室气体排放量也有所下降。但是随着未来几年为了抗击气候变化而即将实施航空排放控制，喷气式发动机必须变得更加洁净且更加节省燃料。

当喷气式发动机运行时，前部的风扇将空气吸入，随后将其压缩，与燃油一起燃烧来产生急剧膨胀的热气并向后喷出。在喷气的过程中，这些气体驱动与风扇用轴相连接的涡轮，然后吸入更多空气并使得这一过程继续。但是并非所有通过发动机的空气需要经过涡轮。这些年来，风扇变得越来越大，通过涡轮少量空气越来越少。最近的高涵道比涡轮风扇，例如罗罗的遄达发动机，推动空气通过发动机核心周围的空气相较于通过核心气量9倍。这类高涵道比发动机依靠更大量但是速度更慢的空气来提供推力。他们的涡轮可以更小，因为并非所有的空气都通过涡轮，这反过来也说明了它们会更安静并且使用更少的燃料。

但是航空业已经给自己下了一个严格的目标：到2020年燃油消耗量下降50%，减少一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制造更符合空气动力学的飞机，并用更有效的方式来运营飞机——例如减少空中交通控制延误，这些方法可以为这些节省做出大约三分之二的贡献。但是其余的仍将依赖于更好的发动机。对于新材料以及先进的叶片设计将为高涵道比涡轮发动机提供更大的改良。但是这些措施能否足以达成所需的燃油节约效果仍未可知。也许，需要一种全新的发动机了。

由普惠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名为PurePower PW1000G的齿轮传动涡扇发动机。普惠是联合科技集团的一个分公司。与传统的涡扇发动机不同，它使用齿轮箱将风扇以及涡轮连接起来，而不是一根轴。涡轮在高速运行的时候效率更高，而风扇在低速时效率更高，因此涡扇发动机需要在这两者间达到妥协，因为发动机的设计需要他们以相同的速度运行。然而，一个齿轮箱允许涡轮在高速运转的时候驱动风扇以低速运行。2月份的时候，普惠宣称已经证实这种设计能够在燃油效率以及排放方面产生"两位数"的进步，并降低了50%的噪音。

然而一些航空公司对齿轮箱持谨慎态度。他们担心将简单的轴更换为复杂的齿轮箱将增加维护成本，一些设备将更容易损坏。普惠予以否认。在一架空客A340上的在翼测试便是其测试程序的一部分，PW1000G承受了超过75小时的运行，包括了许多极端情况，并证实了其耐久性，普惠负责发动机研制的Bob Saia如是说。他补充道，这种齿轮箱与已经在飞机上使用的由涡轮驱动的为飞机提供动力的小型齿轮箱采用了相同的钢材。

普惠将使用其现今从测试飞行中采集的数据对其发动机设计定稿。普惠1000G发动机应于2013年投入使用，用以为两种新的分别由三菱以及庞巴迪制造的短程飞机提供动力。同样还可以在放大后在更大的飞机上使用。有业内人士认为齿轮传动涡扇发动机可以最终减少20%到25%的燃油消耗量。

还有一种制造更为环保的喷气式发动机的方法：采用开式转子，使得涡轮有更大的旁通。这有点像回到了螺旋桨时代。有许多设计采用了两圈短而粗的、反向对转的复合材料制作的叶片。与传统的螺旋桨发动机叶片不同的是，这些叶片在发动机的后部旋转。罗罗与GE正在研究这种做法，并通过继续研究改进传统的涡扇发动机，保留其它的选择方案。通用在1980年代实现了对开放转子发动机的测试飞行，并统计出与同时代相似大小的发动机相比节省了30%的燃料。但是这种发动机噪音很大，并且人们担心如果有叶片断裂会造成飞机蒙皮撕裂。

所有的这些都是给飞机制造商的难题，他们往往习惯于决定在同样的机型上加载竞争型号的发动机。航空公司随后可选择购买哪种构型以及哪种发动机，两个领域都有竞争。但是齿轮传动涡扇发动机以及开放转子发动机之间如此巨大的差异使得他们将需要不同的飞机构型。由于安全原因，例如，开放转子发动机必须安装在飞机的后面。如今，波音正全力于其新的中型宽体客机787，其竞争对手也正在交付其第一批新的超级巨无霸A380。但是不久这两家公司将会把精力放在设计其更小型的737以及A320飞机的替代工作上，这两种飞机是运行最多的飞机。在那时，如果要选择的话，他们将必须决定采用哪种新发动机了。

咖啡供能

生物燃料: 新奇的生物柴油源自一个不寻常的更常用于给脑力活动提供燃料的原料:咖啡, 中取得。

生物柴油变得越来越流行。在美国,明尼苏达发布法令州内所有出售的柴油必须包含2%的生物柴油(大多数来自州内大豆农民种植的农作物)。生物柴油也可以在被公共和商业车辆以及许多国家的火车中使用的混合燃料中使用。飞机引擎生产商也在测试混合生物燃料。和其他生物燃料一样,想法是从吸收二氧化碳而生长的植物中制造燃料,以产生更少的因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污染。

咖啡的案例中,生物柴油燃料由残留的咖啡渣制成,如果不利用,咖啡末便会被扔掉或者用来作混合肥料。 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的Narasimharao Kondamudi, Susanta Mohapatra 和 Manoranjan Misra发现了咖啡底末可以相对容易地生产10%-15%重量的生物柴油。而且在引擎中燃烧时，燃料并没有令人讨厌的气味——只是咖啡的香气。（一些由用过的烹饪油制成的生物柴油会排出快餐店的味道。）柴油被提炼以后，咖啡渣仍然能被用来作为堆肥。

研究者的工作始于两年以前，当Misra博士，一个重度咖啡饮者，留下一杯未喝完的咖啡，第二天发现咖啡上面覆了一层油。因为他正在研究生物燃料，他征召他的同事们来看咖啡的潜力。就近的星巴克很乐意的提供咖啡底末以作效劳。研究者发现咖啡生物柴油在市场上能与最好的生物柴油相比。但是不像基于大豆或其他植物的生物柴油，并不将农作物或土地从食品产品变成燃料产品。

更大的好处是从植物中提取的未改变的油，像十九世纪柴油机用的花生油，有很高的粘性，需要引擎改装。咖啡柴油有较少的浓度，通常可以在几乎没有更改的引擎中燃烧。

咖啡底末的柴油萃取法和其他植物油的柴油萃取法类似。它使用一个名叫酯基转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咖啡底末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和酒精反应。咖啡粉末整夜烘干,然后通常的化学溶剂,比如己烷,乙醚和二氯甲,加进粉末中以溶解油。残渣于是被滤掉,溶剂被分开(用来重复运用于下一批咖啡粉末)。剩下的油在碱的作用下除去自由的脂肪酸(成为肥皂)。然后此天然的生物柴油被加热至100摄氏度以除去任何水分,再与甲醇和催化剂作用,于是发生酯基转移。当冷却到室温且竖直放置,生物柴油留了出来,剩下一层甘油在底面。这些层被分离开来,清洁生物柴油，移走所有残渣。

尽管有些人在自己家里从残剩品和回收的烹饪油做柴油,咖啡生物柴油看起来更适合大规模的加工过程。Misra博士说, 根据咖啡中的含油量,一公升生物柴油需要5-7公斤咖啡渣。在实验室中他的团队安装了一台每天产量一加仑的设备,使用19到2公斤的咖啡渣。研究者估计,使用中型设备，生物柴油每加仑需花费大约$1。

商业产品可以由从咖啡连锁店和咖啡自助商店里收集咖啡粉末的公司实现。有足够的可行性: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报告,每年消费的咖啡超过700万吨,研究者估计能生产3。4亿加仑生物柴油。或许,是时候在给汽车加满油之前再来一杯了。

《经济学人》特别报道，2009年1月22日

金融界未来的特别报道

银行体系内部

政府必须在打包票、让银行破产、国有化三项选择中作出困难的决择。

Barack Obama总统在国会大厦就职演说中宣称"从今天开始，我们必须振作起来，拍落灰尘，重新塑造美国。"事实上他最首要的任务是改造金融系统。正如他在华盛顿演讲时所说的，尽管他的经济班子给了承诺计划，但是纽约市场仍然在银行失败的重压下下沉。一天前，英国已经推出第二项计划促使银行放贷。其他国家，例如法国、爱尔兰、丹麦已经推出新计划，德国、意大利也许很快也将推出。

这场危机显示出了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的缺陷。大量的资本涌入像美国、英国这样的债务国，增加了资本市场的泡沫。正如本期专题报告所分析的，这些行为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市场本身已被薄弱的监管、危险的激励方案以及鲁莽的使用数学模型所困扰。解决这些问题估计需要18个月左右，届时立法应该已经完成，新的金融体系蓝图已经变得更加清晰：更小的规模，更好的监管，更加的保守。

这个远景值得关注，但当前最首要的是拯救已遭损害的银行系统。目前，伴随着金融体系的严重受损，构成"影子银行体系"的市场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纽带已经失效。许多经营良好的企业由于缺乏信贷而趋于破产。为了它们，以及为了为它们工作的人们，是时候承认第一轮的银行拯救还是不够的。当谈及大规模的公共救助——甚至国有化时，问题是，下一步该做什么？
（译者注："影子银行体系"是指非银行金融机构市场）

低落的情绪

什么也不做也是一个答案。因为去年的努力耗费了数千亿的美元，有些人可能会总结出拯救银行是浪费且徒劳的。事实上，第一轮拯救在一个重要方面是成功的：过度贷款规模已经被有效控制。不可避免地在两个方面产生残酷的改变，借款规模有序收缩，贷款人提升其资产负责表质量。或者产生类似于1930年代银行倒闭、企业破产的大规模恐慌。10月份空气中就曾弥漫着类似的恐慌。目前萧条严重，然而政府放过了也许不值得放过的银行，这样，民众不至于陷入更糟的深渊。至少目前如此。 。

如果拯救有理，那么该如何救市？去年秋天的拯救英国银行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也许这在英国银行的例子是所以大经济实体中最糟糕的一个。英国这次又再次领先，但是，这回努力可能由于错误的理由被记住。政府的新拯救计划的主要部分是担保银行免遭最糟糕的资产上的最大损失。没有人（甚至包括政府）知道这将耗费多少，不过，英国首相Gordon Brown 再次在这个问题上抛出了绞尽脑汁想到的一切。

英国首相应该努力创造贸易机会，更富想象些。市场对他的努力并不认可。伦敦市场股票下跌，尤其是那些拯救计划中包括的银行股。并且，由于担心英国经济和政府的金融体系，英镑已经贬值。

宇宙的救世主

对于任何政府提出的拯救计划，伦敦股市的反应指出了两个教训，涉及救市的规模和形态。首先，拯救的规模得让所有人惊讶。由于所有经济实体都饱受过度借贷的恐惧，所以拯救计划的部分目标是说服投资者信心螺旋下降已被打破。英国的计划却自相矛盾：寻求拯救银行，耗资巨大，又试图要抚慰选民，他们当然讨厌掏钱出来 。

拯救的规模是很重要的。当萧条撕裂经济，银行注定面临更多损失。股东们担心银行的损失将继续吞噬银行储备。去年10月政府保证拯救银行来稳定市场。但在这次混乱的危机中，这些承诺正在使银行的股票价格下跌。如果银行将遭受巨大损失，投资者担心银行会立刻被国有化，他们就会选择退出。

从英国得到的第二个大教训是：拯救内容的设计很重要，历史告诉我们要出正确的设计是很困难的（参见文章）。一种可能性是政府的承诺和保证。另一种可能性是承担短痛，将不良资产注入"坏银行"，让它扮演防疫封锁线的角色。第三种是完全的国有化，这一方案日前越来越获得支持。

这三项每个都有其优势。政府承诺可以迅速进入实施阶段，并且资产保留在最了解它们的管理者手中。"坏银行"可以划一道分水岭，让优质银行可以进行融资借贷的本职工作。即便国有化也有一些优点值得炫耀，该方案消除了资产的估值困难，以及计划夺取纳税人钱财的银行股东的阴谋，因为政府在谈判双方都占据位置。不仅仅在欧洲，还包括在美国，下面几个月会听到很多这样的意见。

作为一份资本主义的报纸，我们拒绝有意的、完全国有化的政策。当然，国有化对于一些特定的金融机构来说可能是一项合理的战术。在两国的政治家屈服于其不可避免的国有化之前，我们就赞同了美国Fannie Mae ，Freddie Mac和英国Northern Rock的国有化。不管是否喜欢，这可能是前面众多情况下中最不坏的选择。国有化困难重重。除非国有化是按照市场价格来进行的，否则这将破坏财产权并提升长期资本成本。即便避免了没收，还是有许多困难。虽然，国有化的银行可以通过恢复信心提升信贷供应，但其市场资源配置的记录甚至比私人银行差多了。如果采用国家直接借款，银行会浪费大笔财富，扼杀企业。如果这个计划是提供给银行在暴风中一个简陋的避风港，那么其看起来太花哨了。大银行未来几年不太可能被私有化。 但其他两个选择——不良银行和保险如何呢？目前，英国选择了保险，这看起来这是个错误的选择。遭受质疑的是政府偏好基于政治目的保险，因为它现在的承诺，日后才需要兑现。

本应该做的更好从而解决问题并且二者兼顾，按市场价值购买糟糕资产将其注入不良银行，同时保险留下的健康资产来抵御灾难。有了全新的开始，剩下的资产良好的银行就能够融资了 。

这个想法是检查每个银行的价值，清理它们，部分担保剩下的风险， 必要时用政府股权将其资本重组。政府将成为一些银行的最大股东，就像英国政府成为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的最大股东，Northern Rock银行的唯一股东。在这些国有化的案例中，国有化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迅速恢复银行体系至健康状态的政策的结果。这个办法成本高昂，但别无选择。如果纳税人拥有银行，却装着不是那么回事，只会加剧伤害。

危机如此巨大以至于很难预测未来。然而，即使政策制定者目前需要为未来的金融系统进行规划，部分是为了说服投票者当前的拯救是为了更好的系统而做准备；部分是因为金融系统的缺陷和纳税人的担保使彻底修改监管制度成为必须；还有部分是因为合理的改革设计起来是相当困难的。

目睹了金融系统带来的大破坏之后，政府倾向于严格管治金融系统。从紧监管是适合的，特别是它的主要目的是使金融系统更加透明。但这场危机来源于经济方面的极端和金融失误；当资本洪流流入美国、英国和西班牙等国家，几乎任何金融系统都将岔道了。金融再监管不是唯一的改革，这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但是，金融使其他经济系统正常运转。奥巴马总统重塑金融系统的努力是否奏效，要看未来经济是否 繁荣，工作机会是否增加。这项工作现在可以开始了。